峄山大通岩与明代心学遗存

明代心学风行一时,但在山东地区流行有限,留在孔孟故里的有关遗存更是少见。新发现的"肇修大通岩记"碑帖证明,《邹县志》《峄山志》《山东通志》等所载"大通岩孔子石像记"作者有误,碑记文实为王阳明弟子薛侃所作。峄山大通岩的命名、孔子及四配石像的雕刻,都是由薛侃主导完成。此外,地方志所记湛若水"登峄山感怀五首"和"谒孟子祠文"也有遗漏。     

明代山东的瘟疫与政府应对

明代山东地区是瘟疫高发区,共发生229县次瘟疫,涉及57个年份,平均4.86年发生一次。从时间上看,瘟疫主要发生在明代中后期,特别是嘉靖、万历、崇祯三朝;从空间上看,瘟疫在山东六府均有发生,其中山东西部的济南府、兖州府和东昌府的累计县次瘟疫大于山东东部的青州府、莱州府和登州府。瘟疫的频繁发生,不仅造成山东人口大量死亡,而且对社会、政治、经济等造成了严重影响。诱发瘟疫的主要因素是旱灾、蝗灾、水灾以及社会动乱、战争等。面对频发的瘟疫,明政府采取了抚恤灾民、延医施药、掩埋尸骨、祈禳驱疫以及旌表义民等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疫情、安定民心、恢复社会秩序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皇帝怠政、官吏腐败以及战争频仍、财政紧迫等原因,实际救疫效果很难尽如人意。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后果——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三）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最后以李党的彻底失败、牛党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牛党的胜利是庶族在科举上的胜利,是科举在政治上的胜利,并由此而导致大唐王朝的灭亡.从有唐一代科举发展来看,牛李党争以政治的形式来实现科举由本义向单纯学问名誉制度转化的过渡,牛党的胜利表明科举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全面发展.     

明清时期青海科举人物时空分布及其原因

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青海科举人物以及官吏数量的统计分析 ,探讨了青海科举人物与官吏籍贯的时空分布特点 ,并讨论了其形成的原因。     

格调论的思维模式

格调论是明代诗学的主流,其最基本的理论内核,就在于它别具一格的思维模式。它视格调为“有意味的形式”,从艺术形式的变化来观察作品意味的变化,是一种特殊的形式批评;它使得传统的审美批评落到实处,从而开辟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新视野。创作上,它主张从模拟体格声调入手,然后摆脱型模,出入变化,但最终以神似古人为归宿,导致明代诗歌未能像宋诗那样确立自身面貌。     

明代科举鼎甲研究

文章根据地方方志、明人文献资料,对明代科举状元、榜眼、探花的任官品级、出生籍贯,作了细致的数字统计,用大量统计材料说明了明代科举鼎甲在录取、产生区域、任官品级等方面的特征。     

治生与行道:元初科举停废与南方儒士之易业

科举与社会流动是中国近世社会史的经典议题。元初科举停废后,儒士易业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潮流。本文以元初江西抚州儒士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其直面科废易业潮流的言行,尤其是科废易业儒士与固守本业儒士之间的比较与互动,揭示元初南方儒士易业行为与易业观念的内容与源流。     

清代江南科举世家的典范式崛起——以吴县潘氏为例

江南素为人文渊薮之地,清代科举世家之现犹如雨后春笋。吴县潘氏祖籍安徽,清初以业鹾迁徙至苏。经过数百年由儒贾立身,到专力举业的晋身之阶取换,在乾隆时期崛起为吴中著名科第艺文之家。潘氏子弟兰茁其芽,秀彩竞发,对清代中后期政治、社会、文学、文化及学术影响深巨。通过梳理吴县潘氏世系及其崛起的天命人为因素,将家族崛起置于清代中后期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景深中,探究家族文化与文学典范性成长的动力与过程。     

宗族、民间权威与纠纷解决——明代乡村秩序模式的人类学分析

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以保留存世的"徽州文书"为史料来源,讨论了明代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机制与秩序运行模式。在宋、元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明代早期到后期,在国家行政体制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徽州乡村纠纷解决方式经历了里甲制,耆宿制,老人制,乡约、保甲制等一系列流变或并置的制度体系。探讨明代乡村秩序模式,不能单独从国家行政制度设置角度入手,仍需同时考察传统乡村文化与社会结构,而宗族与民间权威属于人类学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对象。本文拟以明代徽州乡村社会纠纷处理机制为切入点,从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而管窥传统汉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及秩序运行模式。     

明代方志书写烈女抗暴“言论”模式探析

明代纂修方志已成为官府事务之一,列女传是方志重要组成部分,并已趋于模式化倾向。方志书写烈女在社会动荡中面对暴力侵害时多会伴随言论而自杀或被杀,凸显了烈女们的儒家正统形象。但方志书写的这些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烈女抗暴言论却呈现了几种模式化现象,揭示了编修者通过对烈女言论的虚拟或想象,以此向社会推广儒家正统的忠孝节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