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选举志》订误七条

广征《明实录》、《皇明进士登科考》、《明清进士题名录》、《国榷》以及有关地方志的史料,在山东大学教授黄云眉《明史考证》之外,对《明史·选举志》中的另外七条错误作了订证。     

略述《明实录》对朱元璋诸皇子先后次序的记录问题

《明实录》是从事明史和明代文学研究极富实证价值的重要参考材料.由于此著述工程巨大,涉及面广,加之出自多人之手和政治干预等原因,其中出现了对朱元璋诸皇子出生与去世时间先后次序的记录前后不一致现象,这里把其中记录这一现象的有关史料一一查出、梳理,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明实录》编纂与明代史学的流变

明朝没有起居注制度,只能临时征集资料修纂实录.明实录编纂所用资料,主要向中央各部与地方征集.地方资料的采集前后有所变化.前期,朝廷直接选派办事进士下各省征集资料;隆庆以后,改由各地提学负责史料征集.地方征集史料一般要设立史料采集机构,严谨者会订立一些采集凡例.万历以后,由于建立了起居注与六科章奏制度,出现了邸报,实录编纂以朝廷积累的史料为主,对征集地方史料的依赖性有所下降.实录实际是帝王编年史,所以政府活动史色彩更为明显,人物的入传是得到政府认可的"忠孝节义"人物,翰林诸官在实录记栽中占了优势.实录记载视野的局限性,正是政府史与民间史、国家史与社会史视野不同之处.嘉靖之前,实录只在皇宫内小范围流传.从嘉靖开始,明实录有所传抄,向外传播.晚明实录的向外传播,促进了当代史纂修的发展.     

《明实录》所见天津及附近地区水利营田探析

水利工程从古至今一直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明代定都北京，天津作为京都门户，在明初就实行了军屯。文章主要从《明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剖析当时中央政府对天津及其附近地区的水利营田发展所做的努力。     

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兼论传统史学的曲笔与直书问题

<明太宗实录>是以朱棣为传主的帝王专史,为了突出朱棣这个主角,该实录将他的对手建文皇帝塑造成反派配角,对其形象进行了有意的弱化、矮化和丑化,将建文帝描写和塑造成僭伪者和昏君的形象,经常受到朱棣感召的被动形象,以及听任"奸臣"摆布的庸君形象.对建文帝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实录修纂具有主观性的一面.然而,该实录在记载建文事迹时,在不太敏感的内容上也保持了据实直书,也具有客观性的一面.     

《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

明代纂修的历朝实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朝鲜的《李朝实录》与《明实录》属同一性质的官修史书。二者在诸多方面互有异同 ,将之予以比较研究 ,有助于加深对官方史学活动的认识。     

明清实录对武当山记载的差异

武当山在历史上的地位并非恒一不变,而是随时代变迁而起伏。由于武当山在明代永乐年间作为国家宗教圣地得以大规模建设,因此在明代的地位最为崇高;入清后,清人从信仰萨满教改为推崇藏传佛教,贬低中原佛教和道教,因此武当山的地位急剧下降。武当山在明清官方地位的变化,突出反映在明清两代的国史《明实录》和《清实录》中,前者对武当山及其道教大书特书,而后者的记载则十分稀疏和模糊。鉴于历史,应该防止因政权更迭和官员替换而对已形成传统的文化产生漠视。武当山申遗成功,使其处在世界顶层中和国际眼光下的道教文化,能够避免因政治原因造成的起伏不定的命运。     

名与实:《明实录》武举开科的歧异记载及其书写逻辑

明代武举开科于天顺八年,明朝档案所载当年廷议结果是有"实"无"名"的武举。二十余年后,《明实录》记载这一历史时,追认其为武举开科。于是,实录呈现出武举已经开科的面相。然而,在此之前的二十余年间,天顺八年廷议结果始终没有获得正式的"武举"名号。部分官员为之正"名",也为提高其规格与完备程度做出了种种努力。依据这些官员的奏疏,《明实录》直书相关历史事件。因此,实录又呈现出武举未曾开科的面相。可见,《明实录》存在歧异记载,并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面相。这是后世史家之笔"追认""直书"之间的矛盾所致。这例个案的考察,表明理清本体历史"名""实"关系、文本历史"追认""直书"关系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