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业贿赂行为的刑事可罚性

惩治商业贿赂有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种手段。就刑事处罚而言,商业贿赂行为为什么具有刑事可罚性,哪些商业贿赂行为具有刑事可罚性,司法机关应如何处罚具体的商业贿赂行为,便具有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未遂教唆可罚性理论新动向

未遂教唆可罚性是一个反映刑法学根本观点对立的问题。现在,德日刑法学都是在共犯处罚根据论上讨论,而且都走向不可罚说结论,德国还出现逐步扩大未遂教唆不可罚领域的新动向。与此相反,我国刑法学却走向可罚说,导致教唆犯处罚范围过于扩大。究其原因在于刑法学没有建立在科学研究方法之上。因此,有必要在共犯处罚根据论上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站在修正引起说立场上,可以得出不可罚说的结论。     

论古代蒙古罚畜刑

蒙古族古代法制史中的罚畜刑是一种科罚制度,简单地说,就是用牲畜来处罚犯人的一种刑法。可是古代蒙古法制史的罚畜刑不同于其它的罚金刑,它具有浓郁的游牧特色,适用于杀人、放火、伤害、奸淫、偷盗、辱骂等一切犯罪。处罚时一般不直接用所罚之物的数量来处罚,而是用特定的数字、专用词如为单位"九"、"别尔克"、"五"、"顶替"等来处罚。另外,针对犯罪者和被害人的权利、地位的不同处罚的轻重也不一样,法律为此制定得也更为详细。     

论行政处罚公正原则

行政处罚公正原则作为一项处罚基本原则,有着深厚的法理基础和现实意义;处罚公正原则要求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统一;贯彻处罚公正原则就必须坚持设定处罚以公正为标准,正确认识“过罚相当”,坚持“一事不再罚”,建立、遵循处罚惯例制度,构建、遵守科学的处罚程序等。     

论我国刑法中的罚金刑

随着现代刑罚由自由刑为中心向财产刑、资格刑为中心的逐步变革与进步,罚金刑日益受到各国立法界与司法界的重视.但罚金刑存在观念游离不定、制度设计欠缺、一些实践操作困惑等问题,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罚金刑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共识用以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因此,建议在进一步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减少必并制,大量适用得并制及单罚制;增设罚金型易科等方面有所动作.     

论片面的对向犯

片面的对向犯是指以存在双方相互对向的行为为要件，且刑法只规定处罚一方的犯罪形态。“可罚的规范目的说”能够说明对于片面的对向犯中对向性参与行为不可罚的根据。理论界对于《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四款和《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批判理论依据不足。     

犯罪预备可罚性的本质探究——兼论抢劫罪犯罪预备的认定

处罚犯罪预备是因为预备行为具有危险性,如果不是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阻挡,这种预备行为将可能会发展成实行行为。正是预备行为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惯性,对刑法法益具有现实的危险性,因此立法者事先动用刑罚权,来保护刑法法益,这对维护社会秩序是完全必要的。然而,事先动用刑罚权的行为毕竟是一种推定行为,对其应严格加以限制,否则将造成刑罚权的滥用和忽视刑法对人权的保障。     

论财产刑执行监督机制的构建

2013年开始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将刑罚执行监督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赋予了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刑罚执行监督的职责,特别是对财产刑执行监督作出了明确规定。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财产刑执行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执行率低、违法违规现象严重、法院重视度不够、很难摸清被执行人实际的财产状况等。与此相应,财产刑执行监督也存在许多问题:执行监督意识薄弱;立法不完备,缺乏可操作性;检察院与法院之间沟通不畅,监督乏力;检察机关纠正问题的方式缺乏强制力;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存在一定问题。加强财产刑执行监督是确保财产刑有效执行的关键,应提高监督意识,积极开展监督,纠正违法违规执行行为,规范执行活动、创新监督方式,优化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完善相关立法以增强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可操作性。     

我国行政执行罚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行政强制法》关于行政执行罚的规定有较多模糊之处，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偏差。为规范行政执行罚的实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对行政执行罚制度予以完善。在行政执行罚的依据上，要明确《行政强制法》第45条第1款并非普遍、直接授权条款，行政机关采用行政执行罚手段必须另有法律依据。在行政执行罚的设定上，行政执行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设定。在行政执行罚决定的作出时间和方式上，加处罚款决定不能和罚款决定同时一并作出，只能在罚款决定作出之后另行单独作出。在行政执行罚的实施程序上，行政执行罚决定作出之前必须践行催告程序。在行政执行罚的使用顺位上，行政执行罚的优先使用须以该手段在个案中有助于达成执行目的，且法律上没有相反规定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