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与《圆圆曲》

吴梅村《圆圆曲》,作于明清易代期间。历来论者,皆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为讥刺吴三桂,虽然不误,却不免失之皮相。结合明清之际史实读《圆圆曲》,互相参证,诗人创作之幽怀孤抱乃得昭然：盖借圆圆之遭际,抒兴亡之悲恨,于当日民族之劫难作沉痛之反思,表层刺吴讽陈,深层刺清,于崇祯帝自杀弃国之不智,深致惋惜,矛责及李白成军之“荒宴”,故不能承担内安外攘之历史责任。诗人的立场是民族的立场,而非仅明朝遗民的立场。     

明清徽州经济活动中的乡例举隅

明清时期,徽州乡村社会在土地交易、动产或不动产的借贷与典当,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经济活动中,逐步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乡例.它们产生、发展并实行于民间,是民间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一种规则,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变通性和模糊性.尽管其中有诸多不合理甚至不合法之处,且地区性差异明显,但它们的存在对维护乡村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明清山东方言看"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一个词语,表示说话者认为别人的言语或某种行为、事理极其荒谬,断无此理。这一词语在明清时期具有山东方言背景的白话文献《金瓶梅词话》、《醉醒石》、《聊斋俚曲》和《醒世姻缘传》中均有出现,其形式并不太统一,又写做“岂有此礼”、“岂有是理”,还有用“那有此理”的。而且“岂有此理”在这些文献中具有鲜明、丰富的语用、语义特征,有的表示强烈的否定,有的表示一般的不认同,有的则表示一种客气、礼貌的推辞。     

明清农村生活消费观念演变因素新探——以江西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江西农村生活消费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黜俭崇奢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其主要体现在农村人们的衣食住行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性消费方面.究其原因,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但明清时期江西地区出现的农民弃农经商的现象无疑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明清广东的诗社

明清两朝,广东诗社勃兴,既有文人雅士结社吟,又有民间开社较诗之举, 两者相互激荡,交相辉映,构成一种生机勃发、别开生面的文化运动。     

论四十年代解放区农村通俗小说文体的创造及其意义

产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新农村通俗小说文体 ,是毛泽东以民族形式为本位的文体观实践的产物。通俗农村问题小说、通俗农村抒情小说和章回体战时小说是构成这一文体的三种样式 ,以各自的审美特征体现着新通俗农村小说民族形式的丰富内涵。这一文体创造体现了从群众化到民族化的基本规律 ,但在具体途径上却表现为两种相反相成的艺术化过程 :新文艺小说文体的大众化、民族化过程和传统旧章回体小说的现代化过程     

马宗霍《<船山遗书>校记》述评

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著名学者衡阳王夫之（号船山）以其毕生精力从事著述。本世纪四十年代,先师衡阳马宗霍先生曾以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王船山遗著之钞本２０种,与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曾国藩、国荃昆仲刊刻于金陵（今南京市）节署之《船山遗书》（下文简称“金陵本”）对照,录其异文,附加接语,撰《<船山遗书>校记》二千八百余条,惜乎未予刊布。我在整理编校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时,曾有幸亲睹马先生《校记》,于参照校勘时,甚觉胜义缤纷,若概而言之,马老《校记》精确之论约有以下几方面。 一、明乎遣词所本 例如…     

浅论清代福建地区的永佃制——17件清代福建地区永佃契的统计分析

本文通过对 17件清代福建地区永佃契的分析 ,阐述了清代福建地区永佃权的产生途径、基本特征 ,提示了永佃制盛行与封建商品经济繁荣的内在联系。文章还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 ,比较了永佃制下的地租形态和佃户地位与传统租佃关系的异同 ,说明永佃制作为一种新兴的租佃制度 ,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儒学平民化思潮与明代通俗小说

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的理论学说促成了儒学平民化思潮的盛行,身处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明代通俗小说家也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加入到儒学平民化的时代潮流中去,这从其小说内容题材、创作目的及艺术趣味上即可看出。明代通俗小说家还对王阳明及泰州学派推崇的作为儒学平民化途径之一的圣谕宣讲予以充分反映。     

论明清通俗小说的贤妻塑造与文化表征

明清通俗小说对贤妻的塑造着重于才德与“妇功”,这既与时代社会文化状况和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相关,也折射出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沉重的物质、精神压力。通俗小说中的贤妻是明达识理、安常守分的“贤妇”;是敢于谏夫之过,使之改过从善的“诤妻”;也是辅助丈夫成就功名、兴旺家业的“智妇”。通俗小说家对贤妻形象的塑造带有明显的男性视角,也透露出晚明至清中叶知识分子面对科举功名时精神与心态的变化,即由无助与教化走向对科举文化的反思,而与之相应的“贤妻”也带有了“禄蠹”的象征意味,表征着文人精神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