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标准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三峡库区城镇移民弱势群体扶持研究

随着三峡工程的逐步开展,重庆库区城镇移民中出现大量的弱势群体,他们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就业等诸多方面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本文建议通过发展库区经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转变城镇移民弱势群体的消极思想、提供专业技能培训等后期扶持措施,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生存与发展能力,保护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应有权益,构建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库区移民大家园。     

宗施与宗法制解体在《侯马盟书》中的反映

侯马盟书的内容反映了春秋末年宗族解体的事实,而宗族的解体则是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宗法制的周人传统在战乱频仍中逐渐走向消亡。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宗族的解体并不是突然分崩离析,盟书仍然强调效忠“宗主”,还提到“宗人兄弟”,说明这个时期宗族的外壳还在,只是它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正是春秋末年社会结构演变的重要表征。     

试论政治形态演进与相关知识基础之关系

政治形态的演进与知识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关政治形态方面的知识基础为相应的政治形态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而政治形态的出现也是对相关知识基础的一种生动检验.中国古代由于政治的知识化及知识的政治化导致中国的政治形态长期停滞不前.到了清朝后期,政治知识化发生动摇,对政治形态的质疑也就不可避免.     

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除却人所熟知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外,更有着理念层面上的内容:独特的《春秋》宗旨说建立了经文义说的主体性;记实书法原则的运用开启了“汉”、“宋”经学义理依据的转化;重以义例解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文解说的自主性;重以“讥贬之义”解经暗含着其论说立场的转变;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建了《春秋》经世学统。     

试论《春秋左传》中的尊称和谦称

以对话双方的尊卑关系为主线,全面考察<春秋左传>中所见的尊称和谦称,揭示春秋时期尊谦称的使用规律及其丰富内涵.     

建安后期文人创作中再现式表现意识的自觉

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建安后期文人在文学创作中对前代作品的借用是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不仅表现为这批文人在创作活动中借助前人作品表情达意更为普遍、意识更加自觉,而且彰显出他们的情感变化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日益深入.建安文人对文学情感特征的理解和把握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时期,他们开创了借助前人作品抒情达意的新时代.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宋理宗朝前期宰相李宗勉事迹考 论

李宗勉早年长期在两浙西路基层任官,后于宋理宗朝嘉熙年间入朝为相,宋理宗朝前期为南宋、金、蒙古三方政权鼎力、交替之际。李宗勉意识到了蒙古的崛起对南宋的威胁,在此背景下李宗勉的主要事迹均与御蒙有关。针对山东红袄军在南宋、蒙古之间的时纳时叛,李宗勉认为山东红袄军并非忠义,实为盗贼,在南宋一方并不可靠,切并不可招抚并加以利用。针对端平年间决议收复三京之役,李宗勉并不赞同草率出兵,主张应积极防御。在对蒙作战准备充分、充分了解蒙古作战意图之后,再行收复;对于收复三京之役失败后宋蒙战争全面爆发,朝中准备与蒙古议和的主和派逐渐占据上风。李宗勉并不赞同史嵩之等主和派的议和主张,李宗勉认为蒙古的意图并不是与南宋讲和,应加强江淮、四川一线的防御,防备蒙古大举南下攻宋。李宗勉的御蒙对策部分被宋理宗所采纳,有益于稳定宋理宗朝前期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