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的文化地理视角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研究科举学具有整体综合的优势,可以丰富和拓宽科举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域;科举人才与地域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因素有着互为因果、彼此影响的复杂关系,而科举考试的配额制度作为调节科举人才与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的中介机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科举考试的区域配额制度对于现代高考"倾斜的录取分数线"问题也具有极为强烈的借鉴意义;这便是从文化地理视角研究科举学的旨趣所在.     

从《北梦琐言》看晚唐重进士科之风气

科举题材是五代笔记小说《北梦琐言》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孙光宪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晚唐社会各界对进士科的重视,对应试举子的出身阶层、区域分布等均有所描述,为后人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科举制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体

制度化儒家是传统儒家的基本存在方式。本文从讨论科举制与制度化儒家的关联入手 ,分析了科举制度在儒家制度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近代以来科举制的衰落对制度化儒家的影响。指出人口的压力、国内的社会动乱、科举体制的恶质化 ,导致了儒家与权力和“真理”的联系逐渐松散 ,而新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与儒家教育观和人才观之间的根本矛盾 ,使得科举制被最终废除 ,制度化儒家也就此逐步走向解体     

洋务派与传统文化资本的初始陨落--从洋务派的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探讨

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在其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的"文化资本"一词很有启发意义,借用"文化资本"概念来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本在近代的陨落,有益于对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理解,洋务派的新型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对传统文化资本形成了第一次强烈冲击,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本陨落的初始阶段.     

罗隐集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李定广先生《罗隐集系年校笺》评介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首千古名作《自遣》正是晚唐诗人罗隐所作。罗隐,科举生涯虽屡试不第,一生游离,但其胸怀济世之志,以锐利幽默的笔触、不畏权贵的品格和别树一帜的思想,成为了晚唐时期的代表性作家、思想家。不过由于传统文化与历史误会等因素,一直以来文史学家没有予其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对罗隐及唐末文学的研究不够全面、彻底,以致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比较欠缺。     

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晚清历经半个世纪的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说到底都是中西学问之争,所争即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既然科举制始终无法安顿西学,纳科举于学堂,以学堂兼容中学就成为另外为数不多的可能选择.而由此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以及以西学为表现形式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这种不是同化外来文化,而是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罕见.其结果,一方面推动中国进入欧洲中心笼罩的世界,一方面造成中国文化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失去道德伦理的作用,用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使得中国文化之于人类前途的重要选项价值无从显现.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     

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与元中期学风的转变

元代中叶科举考试的恢复，奠定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从而引起了元代中期学术风气的变 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三个特点，即趋于正、趋于实、趋于古。这种学风，对元中期雅正文学 思潮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从温庭筠诗词管窥晚唐女性对社会的作用

晚唐时期,黑暗专制的统治阶级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愿望统一天下,对士大夫们造成了心理的压抑与人格的扭曲。温庭筠等文人正生于这种社会动荡乱离阴影的笼罩时期,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也多为描写女性,男欢女爱等。作为社会中有特殊地位的女性来说,无论是思妇,还是娼妓,都以一种新的社会地位走向了历史舞台,从一个寻欢作乐的工具变成了与文人心灵进行交流的红颜知己,发挥着她们独特的社会作用。我们可以从温庭筠的诗词中,感受晚唐时期女性对社会的特殊作用。     

金代前中期赋钩沉与探析

金朝以律赋取士,律赋大行于世,佳作颇多,但作为科场之文,弊端不一而足。有识之士振而起之,南渡以后古学兴起,古赋渐盛。由于末期兵乱、文人不喜刊刻文集、律赋弊端等原因,金朝现存赋作很少。金朝前期献赋之风较盛,赋题与当时君主的活动或时政相联系,科举赋则反映了金朝崇尚武功,并向往汉族文治,欲一统天下的情况。中期科举赋在海陵正隆二年之前日趋揣摩逢迎,此后走向规范化,从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文人赋则或说理记事,或咏物抒情,律、古兼工,成就较高。前中期还出现了佛教赋、医学赋、相学赋,反映了律赋向非文学领域的渗透。     

堕民：历史深处的苍凉背影

堕民，人们通常读作“堕贫”，亦称“丐户”。数百年来，被视为“贱民”之一种。在封建科举时代，他们不得赴考，也不能出资捐官。明徐渭《青藤书屋文集》载：他们“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不许与平民通婚”，只能做“猥下杂役”。这正如鲁迅在《我谈“堕民”》一文中所说，他们“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过着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