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晚清历经半个世纪的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说到底都是中西学问之争,所争即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既然科举制始终无法安顿西学,纳科举于学堂,以学堂兼容中学就成为另外为数不多的可能选择.而由此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以及以西学为表现形式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这种不是同化外来文化,而是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罕见.其结果,一方面推动中国进入欧洲中心笼罩的世界,一方面造成中国文化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失去道德伦理的作用,用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使得中国文化之于人类前途的重要选项价值无从显现.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     

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与元中期学风的转变

元代中叶科举考试的恢复，奠定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从而引起了元代中期学术风气的变 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三个特点，即趋于正、趋于实、趋于古。这种学风，对元中期雅正文学 思潮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从温庭筠诗词管窥晚唐女性对社会的作用

晚唐时期,黑暗专制的统治阶级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愿望统一天下,对士大夫们造成了心理的压抑与人格的扭曲。温庭筠等文人正生于这种社会动荡乱离阴影的笼罩时期,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也多为描写女性,男欢女爱等。作为社会中有特殊地位的女性来说,无论是思妇,还是娼妓,都以一种新的社会地位走向了历史舞台,从一个寻欢作乐的工具变成了与文人心灵进行交流的红颜知己,发挥着她们独特的社会作用。我们可以从温庭筠的诗词中,感受晚唐时期女性对社会的特殊作用。     

金代前中期赋钩沉与探析

金朝以律赋取士,律赋大行于世,佳作颇多,但作为科场之文,弊端不一而足。有识之士振而起之,南渡以后古学兴起,古赋渐盛。由于末期兵乱、文人不喜刊刻文集、律赋弊端等原因,金朝现存赋作很少。金朝前期献赋之风较盛,赋题与当时君主的活动或时政相联系,科举赋则反映了金朝崇尚武功,并向往汉族文治,欲一统天下的情况。中期科举赋在海陵正隆二年之前日趋揣摩逢迎,此后走向规范化,从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文人赋则或说理记事,或咏物抒情,律、古兼工,成就较高。前中期还出现了佛教赋、医学赋、相学赋,反映了律赋向非文学领域的渗透。     

堕民：历史深处的苍凉背影

堕民，人们通常读作“堕贫”，亦称“丐户”。数百年来，被视为“贱民”之一种。在封建科举时代，他们不得赴考，也不能出资捐官。明徐渭《青藤书屋文集》载：他们“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不许与平民通婚”，只能做“猥下杂役”。这正如鲁迅在《我谈“堕民”》一文中所说，他们“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过着日子”。     

近代日本的科举评价与文明转型

近代日本的科举评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最初,日本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大加赞美,希望借其树立起日本近代的官僚制度;继而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它的落后性而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最后则是将它还原为中国的本质性的存在,针对中国文明本身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与批评.在近代日本科举评价的转变过程中,东西文明二元论框架下的西方话语霸权以及日本谋求自身文化建构的主体意识,产生了最为深刻的影响.当前,我们应当站在全球化历史学的、多元主义文明观的视角,给科举制度以合理而公正的评价.     

明清科举史分期研究

明清时期的科举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成熟期与鼎盛期,但又是它的衰落期与终结期,对其进行分期是研究的基础工作。但学界尚未对明清科举进行过分期研究。根据明清科举发展历程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阶段性,可以将其分为：探索期、发展期、繁荣期、衰落与终结期,总结每个时期的特点,厘清科举史发展的轨迹。     

历史琐闻笔记题材在北宋的变迁

历史琐闻笔记自唐代起逐渐得到了发展,但往往囿于政局野史、鬼怪灵异。在北宋特殊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历史琐闻笔记的题材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记载也更加丰富多彩,贴近士人的生活。对文学家的记载更为全面细腻,对科举制度给予了极大关注,对风土人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体现了北宋一代士人的崭新面貌。     

晚清民国私塾与塾师的"权势"问题研究

科举停废后,私塾、塾师的状况如何,目前研究不足。有人认为塾师已成失语者,是乡村社会的弱势群体。揆诸史实,并非如此。在清末到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乡村的教育“权势”是由塾师而不是由教员所掌握,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国民教育并没有得到基层民众的普遍信服。这一研究表明,理论建构需要建立在合理的史实基础之上,否则难免放大失真。     

论八股科举中的"范进现象"

范进是《儒林外史》中影响最大的典型形象之一 ,从文化层面解读以范进中举为中心的“范进现象” ,深入剖析明清八股科举对士人的毒害 ,具有一定的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批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