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黄汝亨的宗教经验与八股文观念

万历年间,宗教经验与八股文文风以非常微妙的方式相互映照、相互鼓荡,形成了复杂的关联关系。黄汝亨是万历年间重要的八股文选家,在准备举业、教授门生时,他屡屡谈及举业之文与佛经道藏的关系。通过梳理黄汝亨的宗教经验、知识结构以及八股文观念,我们可以看到,万历年间,士子将佛典道藏的义理、词汇等融入官方的考试文体之中,突破了八股文的文体边界。但是,这种文体越界的最终结果却是强化,而非摧毁了官方的考试规范。     

从《历代文话》看策的文体特点

策是中国古代科举最重要的文体。学术界多从历史学的角度考证科举试策的程式,尚未论及策的文体特点。历代文论家对策的分类各不相同。因为是应试文体,策带有浓厚的制科习气。人们对历代杰出的策文及其作家作了深入的分析,值得后人借鉴。《历代文话》未收策学类著作,十分遗憾,建议再版时补上。     

科举考试制度下的宋代房屋租赁业

有宋一代,右文崇儒,科举制度是宋代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这造成了在京外省考生长期大规模的滞留,为京师的房屋租赁业提供了长期而稳定的客源.而考生个体需求的不同又造就了租赁形式的不同:从主体构成上看,可分为单独租赁、与人合租;从租赁时间上看,又可分为短期租赁与长期租赁.科举人口对京师房屋租赁业影响甚巨.     

李商隐：湘波如泪色漻漻

李商隐（812-858）,唐代著名诗人,他和杜牧并称＂小李杜＂,与盛唐的＂李杜＂遥相辉映。李商隐是一位悲剧诗人,生活在动荡的晚唐,一生怀才不遇。他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一叶扁舟,孤独而飘摇。     

科举文化下的卑微人格——《儒林外史》中严监生形象分析

严监生是一个有着丰富个性的文学典型,与科举文化有深刻的联系。他处于一个迷科举重功名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也存在于一个写儒林以异化与扭曲的文本语境中。他也是一个被科举文化扭曲了人性的人,其慷慨又吝啬的矛盾行为取决于他自视低下,胆小谨慎的卑微人格。     

从清初科试论侯方域的晚节问题

侯方域作为“复社四公子”之一,在明末清初的士林中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但因参加顺治八年（1651）乡试一事,侯方域在人格与道德上遭到世人质疑和批判。另外,又因为《桃花扇》中的戏剧形象深入人心,后人对他的认识亦多有争议,而这种对其为人的偏见甚至还延及了对其诗文的客观评价。本文本着“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通过解析侯方域的诗文作品,对其从归隐到应试的心路历程进行全面观照,从而尽可能地还原易代士人的生存状况与心灵困境。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略论唐代的科举,任官制度与书法艺术

唐代为科举制度初行期,作为新生事物有其活力,其某些情况与做法（如进士科行卷等）属空前绝后;而唐代任官须经考核始实授,其中包括书法。唐代又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期,代表了特有的时代风尚与士人健康的文化心理。书法与科举、任官密切相关,而科举、任官制度则有力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论明清通俗小说的贤妻塑造与文化表征

明清通俗小说对贤妻的塑造着重于才德与“妇功”,这既与时代社会文化状况和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相关,也折射出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沉重的物质、精神压力。通俗小说中的贤妻是明达识理、安常守分的“贤妇”;是敢于谏夫之过,使之改过从善的“诤妻”;也是辅助丈夫成就功名、兴旺家业的“智妇”。通俗小说家对贤妻形象的塑造带有明显的男性视角,也透露出晚明至清中叶知识分子面对科举功名时精神与心态的变化,即由无助与教化走向对科举文化的反思,而与之相应的“贤妻”也带有了“禄蠹”的象征意味,表征着文人精神的成长。     

科举制度在越南——基于制度文明的视角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的制度文明,在中越漫长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越南科举制度由李朝初创,经陈朝发展过渡,到后黎朝达到鼎盛,终至阮朝式微而停废。越南科举制度大多模仿中国科举制度,也在入试资格、科目设置、考试内容、开科时间和甲第出身等方面出现了本土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对越南的政治、教育、文化、社会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一是改变了越南的国家人才选拔方式,使之构建起为集权统治服务的稳定官僚队伍;二是完善了越南学校教育体系,丰富了教育内容;三是推动了儒家思想的国际传播,促进了越南多元文化的融合;四是造就了越南士人阶层,塑造了新的社会结构。在当前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以历史为镜而展开科举制度研究,有助于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根脉,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有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