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特殊师范教育在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中的基础支撑作用——兼论中国特殊师范教育的历史成就与时代使命

特殊教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特殊教育的实施发展得益于特殊师范教育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中国特殊师范教育从最初的师徒式自发传授阶段到传习式自觉培训阶段,再从学校化专业培养阶段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发展之路。以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为例,中国特殊师范教育取得重大历史成就与系列基本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围绕特殊教育普惠发展,新时代特殊师范教育要促进“全面发展”“融合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     

分享经济: 研究评述与未来展望

目的/意义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分享经济成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分享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于参与者的增长。拥有物质资源的消费者作为提供者参与分享经济,对经营分享经济的企业发展,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浪费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有重要意义。 设计/方法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了消费者物质主义对提供资源参与分享经济的关系假设模型,并通过问卷收集数据,运用结构方程对模型及假设进行分析与检验。 结论/发现 （1）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情感价值在消费者物质主义与参与分享经济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2）不同的物质主义对参与分享经济意愿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工具性物质主义通过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情感价值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参与分享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终极性物质主义对分享意愿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但通过经济、社会及情感价值的遮掩效应,对参与分享经济意愿产生正向的增强作用。     

为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正名——兼及对“中间道路”的批判性反思

若要深入探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其首要任务就在于发现该问题的实质与核心。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无非是在寻找这两者形成的来源和依据,以此说明何者更为根本或具有基础性。权利与善并非处于彼此对立的两端,所谓的"中间道路"自始就是难以成立的,其甚或会对该优先性问题造成倒逼与激化。社群主义不足以从根本上对自由主义构成颠覆或挑战,其尚不具备站在自由主义对立面的条件和能力。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上,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反倒有某种程度的共识与默契。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是在理论层面展开的,但其终归还要体现出高度的实践性特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法治建设。     

竞合主义：重构无政府状态下的范式与安全

"无政府状态"是三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运用演绎法,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分别提出无政府状态与复合相互依存的基本假定出发,推导出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之外新的、第四种解读——当今世界"无政府状态"已演化为一种全新的"竞合状态",即竞争代替了冲突,合作代替了对抗,竞争与合作相互作用及共存的新状态。进而,以"竞合状态"为立论基础,在综合、博采不同理论精华基础上,提出了竞合主义,从而实现对三大主流理论的推进。     

从“学院自由主义”到“贝尔纳主义”——竺可桢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道路认识的转变

竺可桢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道路的认识经历了从学院自由主义到贝尔纳主义的转变。抱有"科学救国"思想的竺可桢在20世纪40年代便已高度关注贝尔纳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科学的社会功能。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开始主动了解和学习作为贝尔纳主义一种实践的苏联计划科学模式。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新中国科学发展方向,本质上也是一种贝尔纳主义的道路。随着新中国科学事业的持续推进和对中共认识的不断加深,竺可桢对中共的科技政策,经历了从期望、认同,到拥护和贯彻的过程,最终他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中。     

近代中国信仰体系的重构与伟大建党精神

“天道”信仰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精神信仰体系的基石,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的纲常伦理,构成封建君主专制和社会信仰体系的思想基础。近代外敌入侵,西学东渐,巨舰大炮加上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科学知识在客观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造成“天道”信仰的崩塌。社会革命,催生思想革命。在“再造信仰”的过程中,自我意识的唤醒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自觉认知推动各种“主义”兴起。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共建党实践,在标识出近代信仰走向的同时,所孕育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近代以来重塑信仰的精神表征,构成百年信仰和道路的精神总结。     

民主的批判与政治的回归——论墨菲的竞争民主思想

尚塔尔·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提出激进多元的民主规划之后,继续展开自己的理论之卷,在其后的著作中,墨菲通过对罗尔斯、哈贝马斯、施米特以及社群主义的批判,阐发了审议民主的替代性模式——竞争民主。竞争民主是激进的多元民主规划的理想民主模式,墨菲通过对多元主义、政治、民主三者的连接,勾勒出了竞争民主的模式,试图为西方左派寻找一条自我救赎的理论路径。     

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面临的价值冲突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范式包含着价值一元与价值多元、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等价值冲突,这些冲突使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在付诸实践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消除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价值冲突的可能路径首先是把方法论整体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同时保留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合理因素,以扩大其理论视角;其次是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消除其一元主义、普遍主义的弊端,具体分析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内涵,将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重构其理论。     

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针对胎儿这样一个孕育在母体中的特殊生物体,因其尚未出生,不具有权利能力,当然不是民法上的民事主体,这就导致了在面对现实生活中频频发生的侵害胎儿利益的案件,被害者常常因为法律的空白而感到无助,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护。任何人均有从母体受孕到出生之过程。此间的利益需要保护,对于胎儿＂只因出生时间的纯粹偶然性而否定其权利是不公平的＂。     

非暴力主义与“和”谐文化

中印文化是基本同质的东方多元文化,它们对＂和而不同＂与＂多样性统一＂,对＂和谐社会＂与＂天下一家＂和＂非暴力主义＂等价值诉求的强调,为两国关系在二十一世纪的文明对话与和谐相处提供了新的选择思维模式,且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