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代数上的微分代数

通过在李代数的普遍包络代数上定义微分算子,讨论了一些性质;根据微分代数的定义和普遍包络代数的结构,给出了李代数上微分代数的结构,且利用基本的代数知识得到了2个定理,3个命题.     

十六、十七世纪世界文明发展大势

16、17世纪期间,世界各个区域文明的结构和内部秩序在前些时期的相对混乱状态逐渐告一段落,大规模内部整合运动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这些发展的动因皆基本源自于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都力图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也都沿循自身的历史轨迹继续向前发展."同以往的各个时代一样,在现代早期的几百年间,众多发展都是发生在各个文明内部区域之内的,它们同更大范围的世界趋势之间的关系很小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关联.惟独只有美洲除外".[1](P520)同时,由于各个文明大规模的整合和西方人渡海东来的共同作用,使各个文明相互之间的差异、区别又一次相对明显的凸显出来,相互之间的交往、联系、矛盾、对峙和冲突也在一种新的高度上展开.     

全球化:普遍制度文明与主体实践选择

本文认为,全球化进程必然伴随全球性普遍制度文明的发展与转换。制度文明及其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全球性制度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主体普遍交往中的冲突、相融、创新、转换是其发展方式。普遍制度文明对于各发展主体的具体制度文明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推进其发展,也可能导致其衰亡。普遍制度文明并不意味着全球制度的一元化。增强制度意识,推动国际“游戏” 规则的合理化,是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必须选择。参与制订全球交往规则的根本前提是加快发展,加快提升我国综合实力。     

试论福山的“社会资本”概念

福山的社会资本概念提供了一种从文化角度看待社会资本的宽广视野,它通过“信任半径”的长短的提法解决了如何比较与衡量不同的社会资本的问题,阐明了政府、家庭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普遍语法与二语习得相关程度研究综述--兼谈语言僵化的克服

本文综述了国外关于普遍语法与二语习得相关程度的实证研究 ,并对这些研究作了分类 ;在此基础上 ,本文还论述了普遍语法对克服语言僵化的途径及其理论依据 ,认为普遍语法中“原则与参数”理论、“正面数据”等内容对二语参数的设置具有较强的激活功能 ,并认为“思维适应性控制模型”和“输入假说”可以被看成是这个结论的理论依据     

信任与合作理论视野下的犯罪原因探析

犯罪原因论是犯罪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犯罪原因的探讨也是犯罪学领域一直追寻答案的核心问题。犯罪现象的发生可以看作是社会信任机制缺失的极端状态,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正是行为人与他人、与社会、与制度的不合作。本文以信任与合作理论为视角探讨犯罪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以期拓展研究思路,丰富研究方法。     

基于1996~2020年文献计量分析的团队冲突管理研究知识图谱与热点趋势研究

以1996~2020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团队冲突在管理学研究中的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等可视化科学工具绘制了团队冲突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和战略坐标图,系统分析了团队冲突管理研究内容的内在关联与发展脉络,并绘制了团队冲突管理研究的热点趋势主线框架。研究结果发现:团队内部冲突、信任、绩效、战略性决策是团队冲突管理研究的热点。在未来的研究中,探究不同类型冲突间的转化过程及边界条件是明晰团队冲突结构及作用机制的突破口;结合其他冲突类型及团队生命周期各阶段展开对团队冲突与绩效影响关系的讨论是对团队冲突影响结果的有益探索;辨识高层管理团队成员间的信任障碍问题、虚拟团队中的快速信任机制是信任与冲突关系研究的重点议题;探究不同冲突管理策略组合运用的作用机理是找到冲突解决方案的关键一环。     

城乡居民的守法观念与警察信任

守法观念不仅是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体现了人们对法律权威和伦理秩序的认知和态度。探讨守法观念在户籍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凸显中国城乡居民权威信任的法治属性,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人的警察信任研究。当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从守法观念的角度对中国城乡居民的警察信任进行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通过建立城乡户籍、守法观念和警察信任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首先,城市居民的程序正义信任和分配正义信任高于农村居民;其次,城市居民的守法意识比农村居民强,较强的守法意识促进警察信任;最后,从警察信任的不同维度来看,守法观念在城乡户籍与程序正义信任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守法观念对户籍与分配正义信任的中介效应小于程序正义信任,守法观念对中国居民有效性信任的促进作用没有城乡差异。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下士绅精英的权威演化与基层治理逻辑

回溯传统士绅精英在国家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分流、异化到势微的过程,有助于理解今日乡村精英嵌入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威从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民间社会进行整合,而地方体制通过对民间社会的直接管辖发挥着实际影响而确立权威,两种权威在整个社会的政治运行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这其中,士绅阶层作为重要的变量承担着诸多治理责任,政权对地方民众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公信力。晚清在内忧外患中采用了捐官、保举等权宜之计,这些举措迅速分化了士绅精英,最终导致其在20世纪初的国家政权建设运动下逐渐消亡。     

社会信任、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这种促进作用在法律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还有效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显著改善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能弥补诸如法律环境等的不足来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因此,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法律环境的同时,也应关注地区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