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王船山的精粹思想

王船山是中国十七世纪的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西方,十七世纪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时期。     

试论“太康之英”陆机的创作心理与动机

本文认为,陆机其所以被称为“太康之英”,乃是他的诗文创作代表了绮靡繁缛的太康文风。通过对他现存作品的考察辨析,可以看出,这种崇尚绮靡的创作倾向,其动因主要是为了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希望通过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获致官职。     

让审美理论在实践中走向澄明之境－－兼评《通向澄明之境》

在当今美学日益边缘化的境况之下,要发展和推进美学,就必须以实践作为逻辑起点,让审美理论在实践中走向澄明之境。这条建构当代中国美学的道路就是在实践中的人生论美学与审美人类学的统一。     

参与融合 共创辉煌——德阳市社科联积极开展“科技之春”科技下乡活动

3月4日，德阳市正式启动市第十届“科技之春”科普活动月活动。德阳市社科联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到这次活动中，到农村开展科普宣传，为农民送去了科普知识。     

关于吐蕃佛教研究的两个问题——顿渐之诤和朗达玛“灭佛”

顿渐之诤和朗达玛灭佛是发生在吐蕃王朝时期的两大佛教事件,它们的发生既是长期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两种文化碰撞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学习贯彻党章是党的建设的治本之策

今年1月6日，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了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章的要求，意义非常重大。从全局的意义上说，这是确保党在新世纪、新阶段重大政治任务完成的根本保证；而从具体背景来看，它又是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确保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一方面，认真学习、严格执行党章是杜绝消极腐败现象的思想组织保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我们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在所有代价当中，党内腐败的高发，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所有消极腐败现象都是违背党章的；其二，认真学习党章、严格执行党章，就会为抵制消极腐败现象提供思想组织保证。由此可以看出，学习、执行党章与治理腐败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全党要通过党章的学习和贯彻，来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     

从“qinghuadaxue”谈起逐步实现中文智能输入

一天,我正在专心写文章,涉及到“清华大学”,于是键入“qinghuadaxue”,屏幕上却跳出个“情话大学”。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其实,我所使用的“南极星”是中文写作系统中的佼佼者,支持以词为单位的连续拼音输入,速度相当快,在海外倍受青睐(陆丙甫和谢天蔚,1995)。但为什么会出现诸如“情话大学”(清华大学)和“立功大学”(理工大学)之类的笑话呢?原来南极星同其它许多中文系统一样。缺乏语言分析能力,对重码中文词的选择完全按“高频先见”的原则进行。当我们用不带调的汉语拼音输入中文时,“情话”,“亲华”和“清华”等词都对应输入码“qingh…     

陈寿祺与清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

陈寿祺是清朝嘉道年间的名儒,博学多才,学术造诣高深,于经学、小学、古文辞学等无不深究,著述丰富。他坚持兼收并蓄、关注现实的治学原则,不仅兼采汉宋、会通今古文经,广泛吸收各家学术所长,而且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以“兼通”和“致用”为特征的学术风格。他在主持鳌峰书院期间,以有用之学造士,造就出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一批杰出人才,使福建学术从过去的程朱理学一枝独秀,转变为嘉道年间诸学并举的局面,使古今文经学、经世之学在闽省开展起来。对于处在社会变革前夜的福建学坛来说,陈寿祺的这些努力为该省学术向近代方向转变做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关于国民性之"在"的追问

20世纪西方国民性研究的根本缺陷,是缺失对国民性之“在”的形而上追问。国民性之“在”是本体论问题,它关注国民性的存在一般,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国民性之有无。这个问题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国民性是否存在?其二,如何确证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它表征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客观性和特殊性,就是国民性之“在”的本体根据。国民性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者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正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人格表征,赋予了国民性以普遍性的规定。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共同创造民族文化中被一同创造出来的,是世代积淀和不断内化、传承、嬗变的产物。因此,国民性不是类概念,而是集合概念;不是量的概念,而是质的概念,尽管它通常总是与多数人联系在一起。决定一种人格是否代表国民性,从根本上讲,不取决于它被多少人拥有,而取决于这种人格能否满足既定文化对人的内在要求,取决于这种人格是否表征了文化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