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生命伦理学中的“反理论”方法论形态——兼论“殊案决疑”之对与错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生命伦理学更应该被看作是实践伦理学而非应用伦理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以一种演绎的模式将抽象理论或原则带入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作为替代原则主义以及高级理论之演绎性应用的另外一种方案,殊案决疑得以突出个案特征与实践情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其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否定了理论的解释力甚至实践意义,毋宁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原则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自身的反思、修正与发展;这缘于道德直观与道德反思总是在辩证地互相调节和修正,而理论存在的意义即在于此。     

1950年代:“本质—特征论”文学定义的形成及影响

1950年代形成了"本质—特征论"的文学定义,即先界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再界定文学是用形象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生活、体现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一定义的思维方式是先界定事物的普遍性,再界定事物的特殊性,突出事物的普遍性关联,轻视事物的独特性质的揭示,使得文学研究本应着重研究文学的特殊性成为空话,不利于认识文学自身的规律。1980年代的文学审美论试图突破这种定义方式,但1990年代以来,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语境论再次回到从事物的关联性定义事物的思维老路,文学自身本质问题受到质疑,弱化了文学与审美关联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认知运气、证言知识与知识的荣膺观

当代认识论研究逐步形成的一个共识是:知识是一种认知成就,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智识德性)需要对知识的获取做出必要的贡献。这种"知识的荣膺观"为德性认识论所采纳,有助于克服盖梯尔问题所引发的认知运气难题,但在处理证言知识时却遭遇困难。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反运气德性认识论",重新审视认知能力的作用与排除认知运气的关系,使得德性认识论能够在容纳证言知识的同时克服认知运气难题。     

不能没有业余爱好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一个人应该至少有两个或3个真正的业余爱好。而到了晚年才开始说"我将对这个或那个感兴趣",那就毫无意义了。就是这位身负政府重任、日夜操劳的首相先生,常常在争执不休的议会会议结束后,眉头紧锁,忧虑重重时跑出去挥笔作画,用以缓解、松弛一下自己紧张的心情。当年,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90岁生日那天,罗斯     

聚焦

我国技校就业率保持在96%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近日发布消息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技工院校近3000所,技工院校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6%以上,一大批骨干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100%。据悉,在技校中,技师学院有380余所,高级技工学校有340余所,在校生达380余万人。据了解,技工院校70%以上的在校生来自农村,是将农村转移劳动力培养成为新兴产业大军的摇篮。在开展学制教育的     

《中国话的文法》述评

赵元任先生所著的《中国话的文法》一书除了在学术方面对汉语语法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描写与构建,其所展现出的学术精神也值得后人细细品读,包括对语言事实的重视、对待学问的理性态度以及跳出去跳进来的研究方法,也正是这些学术精神使得该书引起了汉语语法研究质的转变。     

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分析

以1997—2009年我国地方审计机关为样本,首先估计了地方审计机关的产出决定方程,然后运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对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进行分解,确定了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达到61%,资本投入的贡献次之,为29%,而审计人员的贡献仅占9%左右。可见全要素生产率是导致产出差异的最重要因素,资金投入次之。     

试析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观——以“反对大汉族主义”为研究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民族观的核心主张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且为了真正做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及友好相处,在民族政策实施上着重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从历史效果来看,以这种民族观为指导的民族政策已经非常有效地根除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存在于民族间的矛盾与仇恨,并塑造了今天中国社会共有的、强烈的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