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的正面意义

有些中国人和中国学者 ,有一种坚定的信念 ,以为欧洲人和汉学家不可能理解中国 ,他们免不了用东方的思想方式歪曲和误解中国。可是 ,中国学者难道不曾误读欧洲吗 ?中国有理由要求欧洲人按照中国方式来解释中国吗 ?欧洲学者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 ,屈从于中国建议的解释中国的中国方式 ,果真有助于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吗 ?误读全然是消极的吗 ?这仅仅是本文打算回答的部分问题     

近代洪江城市文化初探

城市文化史是城市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城市是具有一定历史的复杂的系统。要认识城市的历史内涵,探讨城市发展的规律,需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城市地理生态史、城市规划建筑史、城市经济史、城市社会史和城市文化史。城市文化史侧重从文化学的角度和眼光观察研究城市历史。城市文化史的核心是城市人文精神的演进历史和城市文明发展的规律。城市是人的城市,是人的创造物和人的居住环境。城市是人与自然有意识的长期互动的积淀。每个城市独特的人文精神是城市的本质特点、最高品质和基本动力。城市个性的来龙去脉就是城市的“文脉”,也可…     

论中西学术语境下对"poetics"与"诗学"产生误读的诸种原因

无论是在印欧语境下,还是在汉语语境下,“poetics”和“诗学”都存在着从字面上被误读的可能性。在英语语境下存在着欧美学界对“诗学”概念产生误读的三种可能性,在汉语语境下存在着中国学界对“诗学”概念赋予的四个层面意义及其误读的可能性。为了使“诗学”这个概念不再引起误读,笔者主张:诗学就是指涉文艺理论而不是“关于诗的研究”,而比较诗学就是指涉中外文艺理论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中的汇通性比较研究。     

跨文化理解与西方人对中国交际文化的误读

在跨文化理解过程中文化误读难以避免。西方人对中国交际文化常产生误读,误读的根源在于西方人用他者的眼光观察中国交际文化,并用西方文化的标准对中国交际文化进行重构。这种误读可以看成一种异解,成为重新认识中西交际文化的新起点。     

竞争情报：企业危机的“预警器”

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简称CI)是企业或其 他竞争主体为保持竞争优势所需的一切有关竞争环境、 竞争对手和企业自身的信息与活动。近年来竞争情报逐 渐成为众多跨国公司企业战略的重要部分,广泛应用于战略规划、 市场营销、危机管理、电子商务、项目管理等领域。而许多中国企 业则没有充分意识到竞争情报的重要性,从而在与跨国公司的竞 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创造的诠释学”之判辨

傅伟勋融汇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的考证训诂传统以及义理之学，架构出“创造的诠释学”。“创造的诠释学”从忠实原意出发，走向原意的超越，落脚在新意义的建构上，将自身展示为顺序进行而不得跳跃的五个辩证的层次：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创造的诠释学是中国 诠释学建构取得的重要成果，它开风气之先，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获得的思想经验，弥足珍贵。但是，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诠释学，“创造的诠释学”建构缺乏必要的哲学基础考察、系统内部逻辑关系的检视和方法有效性的证立，这导致其内部不时会出现紧张、冲突和相互反对现象，典型地表现在“创造的诠释学”建构的初衷是方法论的，但其理论旨趣却明显偏向诠释哲学，而其对诠释合理性或有效性的说明又不得不依凭于哲学诠释学。与傅伟勋对话，取“创造的诠释学”之长，纠补其短，是后来者必须承担的思想任务。     

文学阐释学的语言陷阱与汉字思维——论“Ontologie”的词源学系谱及诠释学的署名权

中国学界把总括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之哲学思想的“ontologische Hermeneutik”翻译为“存在论诠释学”或“本体论诠释学”,其必然在汉语字面意义的阅读上构成误读的语言陷阱。事实上，西方诠释学源语理论被翻译为汉语译入语后，其中隐藏着多种不可通约的语言陷阱。在西方诠释学发展史上，拉丁文“Ontologia”是德意志学者路哈特于1597年至1606年之间“coined”(创制/杜撰)的一个崭新术语，其产生得相当晚。在印欧语系词源及其意义逻辑的追溯中，我们清理与分析“Ontologia”和“Metaphysica”的共同本质属性，是为了提示研究者们：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在其解构与重构的形而上学的逻辑之间，存在着一脉通贯历史的概念结构及词源系谱，即诠释学与形而上学、存在论或本体论在学理的概念结构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前端是以巴门尼德的“Sein”为起始，后端是以海德格尔的“Dasein”为终结。我们通释这一词源系谱，更是为了拨开遮蔽于中国学界诠释学研究的误读性迷思。     

文明互鉴视域中的文艺实践与文化误读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中外文明互鉴的诸多现实路径中，最生动、最真切、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传播载体，当属文学艺术。跨文化交流与跨媒介重构的过程中常伴有“误读”的产生，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下意识误读”实乃人之常情，而偏见式、敌意式的“有意识误读”，以及资本操控下的“文化利用”和选择性的“文化过滤”则可能加剧理解的“变异”和文明的冲突。全球化时代的文艺创作和跨文化交流，关注的焦点仍是文化的“人”或曰创新性地“以文化人”。在40多年改革开放坚实积累基础上守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并探索不同文明间的文化共通处，须提防他国商业化、媚俗化的“平移”蛊惑；要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构筑多元并存、共生共荣的世界文明新生态。     

切·米沃什选诗集《明亮事物之书》诗学立场得失探辨——以所选英译杜甫诗为例

切·米沃什自述编选《明亮事物之书》的缘由和选诗标准，见证了米沃什对美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参与和感知。这本选诗集的成书背景同时带出了美国现代诗歌史上两种诗歌写作模式——世纪中叶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和客观主义诗歌写作——的斗争和更替。《明亮事物之书》在编选上做出了符合时代潮流和诗歌写作内部发展规律的选择：选择客观主义诗歌写作。其中，英译杜甫诗作为米沃什这本选诗集的重点拣选对象，从一个微观层面呈现了西方视野中对英译杜甫诗的接受情形以及文化误读，也显示了英译杜甫诗对于米沃什选诗尺度超越时空的适应性。同时，由于选诗观念和译本的限制，米沃什失去了在自己的另一个重要命题“诗的见证”这一向度上与“诗史”观念下的杜甫相遇的可能性。     

《群玉山头》中英译杜甫诗的文化误读及其应对措施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增多，中国的文化也逐渐受到国外译者的青睐。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翻译体现了两种文化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本文以《唐诗三百首》的重要英译本《群玉山头》中杜甫的诗歌为研究对象，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为视角，分析译者在动植物、乐器、地理等物质文化和伦理、历史典故等精神文化两个层面上对中国的文化产生的误读现象。这体现了在译者的主体选择下中国文化失去话语权、处于边缘地位，进而阻碍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本文认为，为消除该文化流失与误读，一方面，国内译者应增强文化使命感，向外输出准确的文化作品译本；另一方面，面对海外译者的译本，我国应增强版权意识、坚守文化底线，严格审核海外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