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八世纪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以清中期527件服制命案为中心

本文利用527件清代刑科题本中关于服制命案的材料,尝试勾勒十八世纪小农家庭的大致轮廓,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对于小农家庭经济的新解释。本文的结论是:即使在号称盛世的雍乾时期,小农家庭仍然在生存经济之中苦苦挣扎;在面对人口压力而"内卷化"的小农家庭经济中,恰亚诺夫的家庭人口周期理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同时,江南一带童养媳现象要比华北远为普遍,可能是因为长江流域的女性在小农家庭经济中的作用更大。     

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探究——有限理性政府试错式改革与满意实现

实现改革过程中经济社会的平稳和发展即满意,需要政府的合理抉择;而政府的有限理性则决定了合理的政府抉择必须是一个基于解决问题,采取合适试错方式的改革过程。解决问题要求政府通过信息分析,准确诊断社会状况,提出事前能为社会接受的改革方案。合适试错式改革要求有限理性政府通过试错式改革平衡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动态要求,掌握改革主导权。就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而言,由于政府在试错式改革过程中牢牢把握住了发展、改革和稳定三位一体的执政理念,时刻注意自己的抉择与经济社会的协调,从而能比较满意地实现改革目标。     

浅析锦江之星旅店的人力资源管理

锦江之星旅店属于经济型旅店,经济型旅店是指以大众旅行者和中小商务者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客房为唯一或核心产品,价格低廉,服务标准,环境舒适,硬件上乘,性价比高的现代酒店业态.其突出特点是价格经济实惠,提供有限服务,目标顾客群定位在普通消费大众上.20世纪末,我国的经济型旅店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起步,而后迅速向国内其他地区发展.     

有限现代化：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

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是工业化过程中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指数。对比基于西方社会产生的亲属关系现代化理论,中国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具有地方性：小家庭情感联系不一定紧密化,美英等国意义上的大亲属群体“疏远化”从未发生,企业家根据市场理性不断扩展大亲属群体,最终形成了选择性的紧密化。小家庭性别分工的城乡二元格局、企业内部－外部差异以及大亲属群体顾恤－剥削的两面性是宏观二元经济环境的投射,金钱、情感和权力交织下的企业家亲属关系凸显了市场经济二元制下的性别区隔和社会等级。     

从有限政府到有效政府:价值·过程·结果

本文从对有限政府模式再审理入手 ,认为有限政府是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 ,以官僚体制为主导思想的政府模式 ,政府权力应该受到制约 ,权力应该在一定范围内行使是有限政府的根本旨趣。但 2 0世纪末期政府治理的实践已证明 ,有限政府理论的缺陷和它所遭遇的严峻挑战 ,治理实践的紧张呼唤政府模式的转换 ,树立起有效政府是其目标取向。以有效政府作为政府改革和政府运作的根本价值 ,有助于走出行政改革的误区     

依法治国与有限政府

依法治国的精髓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国的客体、主体、依据表明,法治的主要功能在于防止和约束专横的政治权力。政府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以及组织、功能限度。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在权力、职能、规模上存在着明显区别,这些区别聚集表现在是否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限制上。建构现代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必须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由人治、政策治到法治的转变;从适度均衡和建设性互动关系的意义上科学界定和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加速政治法治化进程     

对哈耶克的“理性有限”观和“自发秩序”观的解读

“理性有限”观和“自发秩序”观是哈耶克自由主义最为重要的核心观念,本文在深入解读这两个观念及其实质的基础上,探讨了经过话语转换后,该种观点对当代中国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     

论中国古代有无行政法——以法治政府为视角

中国政府正处在向法治政府演进的过程中,中国的行政法不仅起源于这个过程的起点,而且是推进这个过程的主动力。法治政府的演进轨迹折射了行政法的运演过程,法治政府的逻辑外现有有限政府、理性政府和责任政府,而中国古代有关行政的法律制度仅仅停留在纯粹的行政管理层面,完全没有法治政府的价值趋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     

树立权力有限观念

前一阶段,媒体报道了河北邯郸市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分解,明确市长拥有的权力是90多项。这是一项非常有益的探索,它引发了我对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究竟有多大这一问题的思考。     

论梁启超的非宪政观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较为全面准确地介绍了宪政理论,但其本人并未接受宪政理论,这表现在其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和对具有干涉主义权能的国家主义的诉求,而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使梁启超最终拒绝旨在消解忖国家权力能量的分权制衡理论,并对约束国家权力的法治主义持摇摆态度.因此,梁启超的思想带有非宪政色彩,而这种非宪政观根源于他对以群体为本位的积极自由的重视和对以个人为本位的消极自由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