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多数原则下保护少数之策

领导者提高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不仅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还要注重保护少数者的正当权益。一方面,通过正向的直接积极行为,对保护少数者合法权益达成共识,保障权益,完善保护和补偿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反向的间接消极行为,对多数者权力进行适当有效的制约。     

正义原则与平等自由主义

经历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之后，人们了解到作为当时西方社会根本基础之一的自由主义并不足以成为完美无缺的意识形态，它所强调的普遍有效性是可以进行质疑的。罗尔斯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平的正义理论以对自由主义作出修正，这个有关公正或者说是正义的理论，着眼于处理分配公正的问题，并着重强调两大正义原则以及其优先性，从而建立起平等的自由主义。同时本文根据罗尔斯所立足的“平等”与社群主义做出比较。     

你究竟在忙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习大大的一句话,激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在一场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年轻人不要熬夜。他在会议上讲到,自己担任县委书记时,常熬夜。"那个时候我年轻想办好事,差不多一个月大病一场。为什么呢?老熬夜。经常通宵达旦,最后感觉到不行,这么干也长不了。先把自己的心态摆顺了,内在有激情,外在还是要从容不迫。""不要熬夜"的劝勉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网友纷纷上网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善、美”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思想,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对“共同体”科学分析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善”的思想,因为它充分汲取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与“善”的思想推向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美丽的思想,因为它不仅准确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力求构建美丽新世界,还将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变为现实的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焕发强大活力的显著象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平思想的集中体现,是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欧洲优先”到“美国优先”：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美欧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知和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是大西洋联盟赖以建立并保持稳定的重要基础,而美国作为盟主,其全球战略重心的定位与转移则是影响联盟稳定及美欧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冷战期间美欧有着共同的威胁认知和一致的安全利益,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亦奉行"欧洲优先"战略,由此确保了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的稳定。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自21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从欧洲向中东、亚太地区转移,这给原本以维护欧洲安全为主要使命的大西洋联盟造成强烈冲击。特朗普执政后进一步收缩全球战略,加速推进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战略重心东移,导致美欧安全利益分离加大以及双方对华政策协调难度增大。"美国优先"主导下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大西洋联盟具有离心力和稀释作用,促使其日趋松散化,甚至有滑向某种松散的交易联盟的风险。未来大西洋联盟或仍将持续,但由于存在内部缺陷及其他制约因素,其在蜕变中走向衰落的长期趋势将难以避免。     

权利指向抑或利益指向:纠纷解决机制生成的另一维度

传统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两分模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权利指向和利益指向两分模式可以揭示纠纷本质.权利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以权利分配作为纠纷解决的基础,比如诉讼、早期中立评估制度;利益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则以利益分配作为纠纷解决基础,比如调解制度.不应将权利与利益不同指向的纠纷解决机制发展成双跨不同指向的"全能明星",制度异化将导致"当判不判"、早期中立评估制度的中立人为促进和解而导致评估失实、以判压调等弊端;理应将颠覆纠纷解决机制本质的因素去除,并应同时做好制度之间的衔接;不应只用单一的调解率来评价纠纷解决机制,而应采用多元化的科学评价体系.     

生态法价值的理想化祛魅与利益观人魅

法律承认对自然生态利益的保护，但不是以一种简单直白的方式表现，而要通过人的传统法律权利作为间质，转化为人的利益加以规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生态法的根本价值在于对人的自由与理性的弘扬。     

论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产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权利束”，是交易制度的基础。不能把产权局限于所有权上，也不能把产权改革等同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经过１６年改革，产权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当前进行新一轮的产权结构创新，是使国有企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而公司制改造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核心。影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效果的两大问题，一为国家与国有股产权代表的关系，二为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产权结构的改革。     

我国不平等问题的体制根源及其对策

当前我国的不平等现象主要表现为身份和权利的不平等 ,以及等级制度和特权现象的延续。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差序格局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体现计划控制原则的各种具体体制直接导致了社会成员间权利的不平等 ,某些法律法规中的不平等规定又使身份和权利不平等得以巩固和强化。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 ,需要进一步拆除计划体制的樊篱 ,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各项新体制 ,完善法律 ,使权利平等有可靠的保障。同时 ,也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