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话监听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电话监听是技术侦查手段的一种。适当运用电话监听,能够提高对抗犯罪的效能。然而,电话监听具有对公民隐私权、言论自由权等权利造成侵害的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既要认识到其合理性,又要对其适用确定必要的限度,并在运用过程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和诉讼权利。     

非社会契约论

何志鹏在《安徽大学法律评论》第5卷第1期撰文认为，从历史上看，主权是习惯形成的，而不是社会契约造就的，人们既没有在实际上也没有在情感上接受过任何有关社会组成的契约。所以，人的同意和权利并不是主权产生的原因。国家是在人的群体——部落、部落联盟的基础上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人类并没有费心形成这样一个体制而建造什么契约，也没有为是不是要参与到这个体系中来而三思后行。人类既没有在历史上也没有在心理上经历过社会契约的阶段。主权是一种在名义上归属于集体的权利和权力的结合体。主权是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主权来自于人类自始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形式的制度递增，以及对于权威的依赖，对于现有生活框架的习惯。     

棉花生育期管理六要点

摘除早蕾在中早熟棉花品种中，如播种或苗期气温高及栽培管理不当，易提前现蕾而形成伏前桃过多，这样不仅影响最佳结铃期(伏桃)结铃数量，且还会因营养失调出现早衰，使伏前桃形成僵瓣和烂桃，将影响产量和质量。理想的成铃结构是伏前桃占5％，伏桃占80％，秋桃占15％左右。去蕾数量因棉田现蕾早晚而定。     

论动物福利法的基本理念

“承认和维护动物福利,认可和维护动物的自然权利,尊重生命、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保护动物福利也是保护人的利益,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这些是动物福利法的基本理念。动物福利法确认的是“动物的权利”,而不是“动物的人权”,更不是法律确认了动物是人。尊重生命是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的思想基础,不虐待动物是尊重生命的起码要求。科学精神是动物福利法的基础,人文精神是动物福利法的灵魂。只有形成并贯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理念,才能在一个汇集多种文明、多种主义、多种观念的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启动和推进动物福利立法。     

浅论家事诉讼中不适用拒证权

家事诉讼制度是指家事案件的司法解决制度。作为民事诉讼制度中较为特殊的一种诉讼制度,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家事诉讼制度也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本文以价值分析的视角,拟从拒证权及家事诉讼的设立价值入手,对在家事诉讼中不适用拒证权进行论述。     

司法裁判规范的证成分析

作为法律三段论大前提的裁判规范应当是一个经过严格证明合乎法律并对某具体案件事实具有规范作用的命题,它是裁判者衡量或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有无违法的重要尺度,是决定当事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和根据。然而,法律条文中的法律规范不是针对某一具体案件,具有抽象性、模糊性,不能直接成为得出判决结论的正当理由,因而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应当运用某种有效方法对它进行证成,使之既具有合法性又有合理性。裁判规范融贯性的证成需要一种旨在达成合理共识的论证程序。只有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才有实现融贯的可能。     

基于辛普森数值微分法的成型砂轮廓形设计

随着螺杆转子加工精度要求的提高,对磨削转子用成型砂轮廓形设计精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针对此问题,基于转子端面型线数据,运用辛普森数值微分法,并结合累加弦长参数三次曲线法和牛顿迭代法求解砂轮廓形;进而将求解的砂轮廓形与用局部3次B样条拟合法求解的砂轮廓形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用辛普森数值微分法求解的砂轮廓形更准确;随后,采用平均绝对误差和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分别对用辛普森数值微分法和局部3次B样条拟合法求解的砂轮廓形数值进行误差分析,结果显示用辛普森数值微分法求解砂轮廓形的误差明显小于后者的误差,再次说明用辛普森数值微分法求解砂轮廓形的可行性。     

协商治理中关系生成与规约的本土逻辑

西方治理是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对,制度化痼疾使得治理出现乱象。我国需要辨识治理的普适性与本土性,批判西方治理的意识形态性,实现对西方治理的超越,凝练治理的中国样态。协商治理是党领导人民以协商民主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共治理模式,是治理的中国样态。治理研究要立足社会情境与社会结构,直面“权利”“权力”等基础性命题及“关系”等本土命题。既要认识到消解资产阶级权利的必然性,又要坚守住权利底线。传统文化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基石,寻求权力的传统价值根基及其制度化是破解权力异化的可行路径。权利保障与权力运行塑造了实然的协商治理关系形态,判断中国式关系的着眼点在于关系主体所担当的角色及在角色互动中的定位。现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判定关系就是定位角色,定位在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中的角色。推进协商治理、规约关系需要精准角色定位,探寻关系背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土可能归因。     

公民信息公平权益法律保障#br# 的完善路径#br#

公民的信息公平权益是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公民在信息获取与处理过程中所享有的重要社会利益,具体包括信息平等获取、平等使用、公平分配和信息自由。由于数字化生活中社会主体的能力差异、智能科技的隐性歧视、政府市场决策的数字依赖等原因,公民主体间的信息公平失衡急剧凸显,并亟须进行“技术—法律”二元规制。针对当下该权益法律保障所存在的专门法规不足、忽视“数字人权”诉求、偏离公平的失衡样态以及缺乏可操作对策等问题,我们可对公民信息公平权益的法律保障进行如下完善：宏观方面,应基于权益损害现实,确立平等保护、倾斜保护、及时保护和合理保护原则,并将“设权保护”作为主要模式;微观方面,应从“软—硬”结合、“点—面”结合、“公—私”结合以及“权—义”结合出发建构权利体系,并从法律责任和司法救济两方面丰富法律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