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学派生产方式理论的演进逻辑及其误区——从阿尔都塞、巴里巴尔到普兰查斯

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由于马克思并未明确界定这一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重构生产方式过程中产生多种理论路径,以阿尔都塞、巴里巴尔与普兰查斯为代表的重构,是其中最具典型的路径之一。这一条路线在重构的过程中,先表现为以多元决定的因果论替代对立统一的辩证因果论,再以权力斗争取代基于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最后以话语取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社会形态的赋型。这条重构的路径对批判以第二、第三国际为代表的“经济—技术”决定论有显著效果,却陷入了一种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偶然性”历史观,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误区,对西方左翼思潮产生了深远的理论效应。     

权利与义务平衡:论强化证人保护

证人作为诉讼权利主体之一,在司法实践中,不论是其作证义务的履行,还是其诉讼权利的受保护方面均存在着严重失衡。在我国的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比例极低。若想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尴尬状态,需要从立法、执法等多方面进行改革。     

关于"荤段子"的社会学话语分裂

现实社会中有关"荤段子"的"争论"体现了社会学的价值取向,而争论本身已经构成了事件的组成部分,社会学在这场争论中话语实践过程则体现出社会学价值取向与学科实践之间的悖论.     

权利视角下工时制度演进的历史回顾

工时制度历经数百余年的演进过程,从超越人体极限的十几个小时至现代社会适度工作时间的实现,各种权利思想扮演了重要角色。伴随启蒙运动中普遍性权利的觉醒,部分人权思想如平等、自由为后来工时制度演变起到了启蒙作用,启蒙运动后社会权的进一步发展则使劳动者实现了向社会人地位的转变。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劳动时间的价值凸显并且劳动时间不断被延长,伴随着劳动者地位的改善及工人阶级权利意识的觉醒,工人发起缩短工时的罢工运动并成为工时制度演变的直接推动力。适度性是工时制度所追求的目标,伴随着各方的博弈,工时演变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了各方的适度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乡村振兴视野下产业扶贫项目发展互动研究——以宁夏山区洼村为例

为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紧密衔接,宁夏山区洼村面临加快产业扶贫项目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户稳定增收致富的新要求。基于洼村乡村振兴产业扶贫项目的田野调查发现,地方政府和扶贫单位作为拥有政策资源和话语权的国家身份在基层的代表,使得帮扶农户与政策扶贫项目之间的话语交流身份存在不对等现象,两者在产业扶贫场域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实践路径表述。通过对洼村蘑菇产业扶贫项目中的"发展话语"和"隐藏文本"的分析,进一步阐释产业扶贫项目推进中,地方政府、帮扶单位和村干部在获取产业项目资源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关系之间所发生的"发展话语"与帮扶农户之"隐藏文本"的互动研究。     

从冲突性话语视角探究话剧《倾城之恋》语言特色

日常生活中,群体之间或个人因观念、立场、利益、原则目的等不同而引发矛盾或争论,从语言学范畴来看,发生该行为在语言上的表现被称之为“冲突性话语”。“冲突性话语”有其双重性：正面性和负面性。从戏剧语言表现的艺术视角来看,“冲突性话语”有利于展现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加剧矛盾冲突、纵深戏剧语言的表现张力。     

为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正名——兼及对“中间道路”的批判性反思

若要深入探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其首要任务就在于发现该问题的实质与核心。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无非是在寻找这两者形成的来源和依据,以此说明何者更为根本或具有基础性。权利与善并非处于彼此对立的两端,所谓的"中间道路"自始就是难以成立的,其甚或会对该优先性问题造成倒逼与激化。社群主义不足以从根本上对自由主义构成颠覆或挑战,其尚不具备站在自由主义对立面的条件和能力。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上,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反倒有某种程度的共识与默契。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是在理论层面展开的,但其终归还要体现出高度的实践性特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法治建设。     

新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制度性建构——基于《文学的基本原理》教材体系的讨论

文学理论教材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历程进程中的突出成绩,体现了新中国文学理论制度性的定位与规范。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作为一种制度性的文学理论话语文本,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命题的推进。它从文学观念的提出与中国文学话语范畴的阐释到中国文学经验的渗透与融合,形成了文学知识体系和社会历史机制、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机联系,具有历史合理性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