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以詹姆士与福柯为例

以詹姆士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知识论或真理观认为,真理是人为的结果,并且造出来是给人用的;以福柯为代表的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认为,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而话语实践总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因此,知识或真理是由权力造就的。在这两种知识论或真理观中,福柯的知识论或真理观显得更为合理。实际上,知识或真理是在人的实践中产生的,并由人的实践效果来衡量,这就决定了知识或真理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属性。     

论政治与经济对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影响——以鄂伦春地区为例

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地方政治对于学校教育的实施有着巨大的导向作用,民族教育政策的贯彻实施依赖于当地政府,实际上地方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发展,而经济发展的地域性落差进一步加剧教育资源的不平等配置.以东北鄂伦春族村落的学校教育为例,试图在整体社会环境和文化实践的背景中观察学校教育,探讨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公平问题.     

治理时代的权力与责任

在公共行政的发展进程中,权责关系始终是一个处于变化中的概念范畴.引发其发生变化的因素既有传统行政中心自身的理论预设问题,更主要的是时代变化带来的权力与责任在内涵与外延上的变化,并进而引发权责一致这一基本行政理念在表现形式上的异化.随着治理时代的到来,公共权力主体日益多元,责任也在多元主体之间发生扩散,它既弥补了传统公共行政下权责异化的历史缺陷,但同时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清醒识别面临的挑战并抓住时代创设的机遇是理论界与实务界面前的共同任务.     

反腐败视域下监察机关证据补查的三种模式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中国监察机关的证据补查体系逐渐呈现出退回重新调查、退回补充调查和直接补充证据三种模式。监察机关审理阶段证据补查的三种模式各有其形成的原因及运行机制,也都有独立存续的空间。退回重新调查模式和退回补充调查模式在监督制约监察机关调查权和保障案件质量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两者容易引发内部机构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案件办理效率降低。直接补充证据模式有助于提高案件的办理效率和促进内部和谐,但却模糊了监察机关内部机构之间的职责边界,容易引发制约不足而配合有余的风险。未来应当秉持法治意识、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在保障内部监督制约和案件办理效率的基础上,严格依法适用监察机关证据补查的三种模式。     

城市社区自治:权力矛盾及其协调--以武汉市X社区为个案

在城市社区中,代表国家权力的社区党支部、半国家半社会的社区居委会以及非国家(社会)的社区物业管理公司在社区中的共同在场,是社区权力矛盾的主要根源,其实质是国家与社会力量在社区中利益之争的外在结果。个案社区中党支部书记的边缘化及社区居委会主任与社区物业管理公司经理双重角色的重合,将社区中共同在场的三大力量整合在了一起,在相互强化了对方权威的同时,为我们下一步在城市基层的社区改革和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企业政治的形成及其解构:一个企业管理的新视角

作为企业运行的基本层面之一,企业政治很少被纳入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范畴。本文尝试从企业政治及其形成的要因入手,揭示了企业政治与企业文化及企业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基于企业管理的视角,提出了解构企业政治的基本方法与思路,以期更深层次的思考与研究。     

论立即拘留

立即拘留是不同于行政拘留、刑事拘留的一种特殊的拘留 ,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在处置突发事件时 ,对拒不服从人民警察命令的人员 ,所采取的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措施。人民警察应当正确认识立即拘留的性质和条件 ,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正确行使这一权力 ,发挥它在处置突发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与民主嬗变

中国历史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不能一概否认民主在剥削制度下的存在性,恰恰是由于民主在一定范围内专属于统治阶级,因此随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作为基本要义的民主是伴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替而改变和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也是近代在追求理想社会制度中不断得到完善发展的。     

论福柯解构史学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在理论方法、概念术语和批评实践等方面都受到福柯有关话语实践性理论、考古学描述方法、系谱学的效果史研究和权力生产性观念的有力影响。本文就上述影响做了系统考察 ,并对它们共同的“文本主义”等思维盲区做了简要分析。     

城市基层权力变迁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社会关系决定着城市基层权力体系的建构,也决定着社区治理模式的构筑。街居制度建构了城市基层权力体系,解决了国家力量向社会渗透的问题,增强了国家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秩序建构能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高速发展与城市问题激增,街居制度无法再解决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问题。当前社区制虽然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了一定的变革,提高了社会自我治理能力,但是国家与社会在社区治理过程相互合作、良性互动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得以解决,强政府-强社会的社区治理体系建构还远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