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民主共存的幻象——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虚伪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批判了早期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但在现实社会中却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平等与政治上民主并存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剥削关系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这种特定的经济形式下所决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关系与资本主义所宣称的政治平等并行不悖。而且，这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通过民主制的意识形态机器不断强化，使社会主体扮演着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结构性权力压迫，列宁的阶级理论对于整合社会不同抗争群体，戳穿资本主义民主幻象，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始终坚持便民利民导向做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安阳市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以来,该市人社局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始终坚持便民利民导向,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法治人社”建设的重要抓手,按照“清权、确权、晒权”三步走,推进权力瘦身,做到“八个一律”:凡上级明令取消和法律依据不充分的一律取消,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一律取消,本市自行设定的一律取消,没有法定必须由市级审批的一律下放县区,初审、审核、登记、备案等一律转为行政服务,审批性质、内容、要件相近的一律合并,近几年“零审批”或年审批数量非常少的一律挂起,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一律不再新设行政审批项目.     

邓小平法治思维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的法治思维倡导法律的至上权威,主张通过集体领导和权力下放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强调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并崇尚从制度方面解决各种问题。对于当前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邓小平的法治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     

国家自主性：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双重难题”的关键因素——以权力、制度与机制为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着国家建设的“双重难题”，即面临着如何实现规模治理与推进发展相互交织的难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构建以领导权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结构、分工合作的制度体系和高效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支撑、保障、发挥国家自主性，使其成为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双重难题”的关键因素。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主权内在本质的表现方式，它体现为对外的自主性与对内的自主性两个方面。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国家自主性表现为，通过运用领导体制长期稳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自主制定与实施国家发展规划，稳步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有目标、有规划、有步骤、有措施、有成效地持续推进现代化发展。经过70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性实践，中国自主推进现代化变革，逐步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难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金融危机救助中的国家“道德”悖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为了避免发生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陷入困境的私人金融机构进行救助,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私人金融机构的投机性积累,但救助成本却要由全体社会公众来承担。这种用纳税人的"公款"拯救私人金融机构的行为使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一种"道德"悖论。这种"道德"悖论困境的形成根源于金融资本的社会化。金融资本作为资本演化的高级形态,获得了强大的支配和控制国家的权力,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属性单纯地表现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使国家陷入"公共权力"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公共权力"危机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金融全球化时代的集中表现。     

权力寻租影响经济的机理分析

本文着重介绍权力寻租对经济的影响。     

雾霾应急的中国实践与环境法理

我国已经基本形成雾霾应急的规范体系与制度体系,但实践中仍然存在对健康权保护不足和对财产权、自由权侵害过度的问题。由于雾霾形成机理与传统权利侵害在结构上存在差异,基于传统公法学体系的行政紧急权力理论无法对政府重污染天气应急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以国家环保义务理论为基础,可以从效果裁量的两个方面入手,对雾霾应急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分析。针对目前部分城市的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不符合国家环保义务的内在要求的情况,可以根据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对应急预案中的应急响应条件和应急响应措施进行不同程度的司法审查,通过司法途径监督、纠正当前各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中的不当规定。     

权力制衡,董事长如何任免?

案例 某公司成立之初,任程某为公司董事长,李、王、黄、于四人为公司股东兼董事.并在公司章程第33条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应于会议召开十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 几年后,因对董事长程某不满意.李、王、黄、于四董事在未向程某提议且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时间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自行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在会上通过两项决议:1、罢免程某董事长职务.2、选举李某为新董事长. 据此,程某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四位被告董事召开上述董事会通过的决议. 因被告的四位董事没有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向作为董事长的原告提议召开董事会即自行召开,也没有依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前十天通知全体董事,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董事会召集程序的相关规定,故原告要求撤销该董事会决议的理由正当,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馓销被告之四位董事通过的董事会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