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分配:考问当代中国的公平理念

公平分配是社会生活永恒的道德难题.绝对的公平不过是一种理念,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因而公平分配只能是一种制度选择.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平分配不应是简单地缩小差距,而应该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社会分配过程中都受到公平的对待,获得其应得份额,从而实现社会生活成本的合理负担.     

强制治理向自主治理演进的选择依赖——公司治理契约执行机制演进中的投资者关系管理

保护投资者权益是公司治理契约的核心问题.投资者关系管理是维系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准租金创造与分配的公司治理契约的执行机制.公司治理作为界定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并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的契约,其执行机制是,沿着由私人自我执行、第三方中介私人执行到国家法律强制执行再到公司自主执行的路径不断演进,其演进机理是,基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信息权的优化配置以及公司治理效率的不断提高.     

论精神性政治资源的权威性分配——政治价值的伦理导向

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着两种政治资源的分配模式:一是物质性政治资源的分配模式,二是精神性政治资源的分配模式。物质性政治资源的分配体现了政治价值的现实关怀,而精神性政治资源的分配则体现着政治价值的伦理导向。该文在把政治行为和政治变迁看成是资源分配过程的前提下,论证了精神性政治资源的分配漏洞及其衍生后果,以此来丰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     

户籍制度利益分配功能的形成及改革思路探讨

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政策导致户籍制度异化为社会利益分配机制。随着社会经济政策的转变,户籍制度的利益分配功能在改革开放前后具有不同的特点。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以社会经济政策的整体调整为先导,以转换政府职能为切入点。而社会经济政策的调整必须考虑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刚性和利益博弈,走一条渐进改革的路径。     

收入分配、技术进步与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

支撑中国经济近30年高增长的主要是要素投入而非技术进步,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下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这可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供条件,也可能使经济进入均衡陷阱。技术进步本身有着内在的逻辑,它源于分工,而分工又具有自发演进的正反馈机制。建设"创新型国家"(或者说大范围的技术进步)难以依靠由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集中攻关的"举国体制"来实现,分工的深化才是技术进步,进而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城乡发展动力结构调整的思考——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增长动力结构失衡。在投资、消费、净出口三大需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中,消费率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消费率,即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反映的是从长期考察的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阶段,而不是短期内国家宏观和微观的经济运行情况。它的高低适中不能用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情况来判定,而是要看其是否与国家或地方的经济发展方式和路径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消费率由低转高的历史阶段,中国消费率的上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从宏观上实现一系列的国民收入分配机理运行工程,即劳动收入的国家干预工程、要素收入的二次分配工程、扩大公共消费工程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工程。     

生态补偿机制与农牧民权益的法律保障——以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为视域

生态补偿机制在我国的实施面临许多困难和制约因素,其中生态补偿主体利益缺乏法律保障、退耕还林还草中农牧民权益受损害的问题尤为突出。基于社会公平性的要求,我们不能在追求乃至实践重要生态区域外部经济性的同时忽视当地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应将生态补偿问题寓于立法之中,确立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从法律上明确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的权利义务,逐步建立责权利相一致的规范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论贸易自由化与劳工权益ILO协调制度

贸易自由化与劳工权益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国际劳工组织（ILO）作为协调二者关系的专门机构,形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但内中存在很大不足,必须加强和完善条约内容的更新机制、加强和完善条约的批准机制、加强和完善条约执行和实施的监督机制、完善国际劳工大会的组织制度,以更好地促进贸易自由化与劳工权益的良性互动。     

国际海洋法视野中的南海争端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诞生之前,南海争端的重点是对岛屿的争夺以及对其主权的确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诞生后,南海争端主要表现为海洋权益的争端.由于海洋法公约存在不足,一些周边国家借此曲解公约,大肆瓜分南海海域,并以此来谋求对南海各岛屿的占领.但海洋法公约同时也为解决南海争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以<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相关国际法为基础,通过各国友好、和平协商,才是解决南海争端的最好途径.     

应对现代社会风险:基于风险分配的社会政策思考

面对现代社会风险的严峻挑战,传统的以平等、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理念的社会政策和相关制度已难以有效应对.这无疑迫切需要引入一种以风险责任为基本价值理念,即以风险责任的承担作为维持和获得权力(权利)的基本原则,以风险分配机制为核心的新的社会政策,其核心就是每一个体、团体、组织和政府都应该为其决策和行为所产生的危及人类生存的现代风险负责,承担相应的后果,这应该是一种应对现代社会风险的有效制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