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的塑形与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的一个显著标志,新民的塑形通过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先后经历了召唤新青年、想像革命者、再造新农民的话语转换与历史变迁.由于“新民”概念命题深受晚清以降不断革命的时代语境的影响规约,现代中国文学对于新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一方面明显表现出五四知识精英与左翼政治精英文化心理与艺术旨趣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坐实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模式的客观存在与后世影响.这种将父子冲突叙事当作思想或政治启蒙话语的表现形式,从而参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想像,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教化轻审美的典型特征与叙事困境.     

商场父与子

<正>电盈并购这场扑朔迷离的父子角力,结果是两败俱伤。李泽楷扳倒了父亲,却得罪了各方人士。李嘉诚爱子心切却不落好,丢掉了面子。而最后的赢家,却是电盈二东家网通。这一戏剧性的结局让所有关注电盈命运的人都感到困惑,既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电盈风波终于收场,留下了让人困顿的谜团,也留下了一道很深的父子“代沟”。     

干校的侧面——重读《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1969—1972)》

《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1969—1972)》是一部诞生于“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特殊人物身上有着特殊内容的家书。叶氏父子解放前在教育战线上和军阀、政客们斗争，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顺利成为体制中人，而且受到了特殊礼遇。作为通信主体的叶氏父子因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境遇，在思想感情上与国家政策大致一致，在家书中与子女们的关系，其中很多话，可能是发自内心的。然而，家书又因其“隐密”的特点和叶氏父子处境和命运的急剧变化，字里行间又透出与大叙事不尽一致的地方，透露出对于思想改造的困惑，对于自身命运的叩问以及对于主流话语的犹疑。年逾50的叶至善的干校生活展现了作者的一个侧影。相较于当时真话极少的大时代，家书对叶氏父子生活及他们思想变化的心态和情感的记载，具有“历史侧面”的特殊意义。     

父子共治阶段抑制了家族企业成长性吗？

相较于一代自治阶段，父子共治阶段更不利于家族企业成长性的提升，这种阶段差异受到家族企业接班人成为董事、监事或高管时的年龄的调节，年龄越大，对父子共治阶段企业成长性越有利。父子共治阶段家族企业成长性同时也受到二代是否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因素的调节，当二代接班人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时，对企业成长性不利。建议处于权杖交接的家族企业，一是应制定长远的接班计划；二是接班人不宜过早进入企业高层；三是对二代海归应进行必要的“淡水养殖”。     

秦蜀守李冰考

作为世界文化、自然与灌溉工程三项遗产的获得者，都江堰水利工程虽历经两千多年却依然发挥着高效功能，这在世界水利工程中是绝无仅有的。领导设计、主持修建这一伟大水利工程的是否就是战国时期秦国蜀守李冰？围绕这一问题，尚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考证。文章综合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与民间传说，尝试对秦国蜀守李冰的生平、籍贯及其蜀地治水史迹进行系统性的考论，并藉此探讨历史名人文化价值的内涵构成及其当代转换策略，以就教于学界。     

以爱代恩与幼者本位：论鲁迅的父子观及其实践

礼教的父子观以血缘的“恩”为基础，通过自然化，复制着王权专制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恩”中的血缘之爱被礼教秩序异化为“毒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礼教父子观被新的儿童教育观所否定。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以爱代恩、幼者本位，从根本上颠覆了礼教父子观的合法性。海婴出生后，鲁迅大体按照这一观念来实践：尊重孩子的天性，以无功利的爱和科学的知识教育孩子。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鲁迅的父子观及其实践是儒家家庭伦理向现代转化的一个具有启示性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