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汉书》与《文选》李善注引文互校

中华书局1962年整理出版的标点本《汉书》,可以说集《汉书》各版本之大成;但是,其中错讹之处也在所难免。《文选》李善注本大量引用《汉书》,使我们得以窥见初唐《汉书》的基本面貌。利用《文选》李善注中的《汉书》引文及其他相关资料,考校异同,辨别是非,对《汉书》的校勘整理和《文选》的研究均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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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同，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李善《文选》诠释--一种与中国经典诠释截然不同的诠释现象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诠释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研究。李善的《文选》诠释作为中国文学诠释史上最典型的诠释现象,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诠释立足点、诠释理念、诠释目标、方法、诠释态度及对于真理的认识等诸多方面,揭示李善《文选》诠释与中国经典诠释诸多截然不同的方面,目的在于揭示中国文学诠释传统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不同,并以此展现中国诠释传统的丰富多彩。     

《文选》在古代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文选》早在飞鸟时代便已传入日本,并很快在政治及文学层面发挥作用,成为了律令制国家选拔官吏的重要指标、纪传道中最重要的教科书以及文人诗文创作的范本。奈良时代以后,李善注、五臣注等注本也相继东传,并深刻影响了日本文学。平安时代中后期以后,《文选集注》开始频繁出现在日本文献中,并且,随着中国印刷术的出现,日本流传的《文选》版本实现了由手抄本到刻本的转变。至江户时代,六臣注本被大量刊行、再版。在长达十八个世纪的时间里,虽然《文选》的接受阶层经历了从皇家贵族到武士僧侣再到町人庶民的过程,但其作为经典的地位从未改变,白本与注本一起为日本古代文学提供了华丽而丰富的辞藻,丰富了其内涵,构造了闲雅幽静的日本诗文世界。     

李善《文选注》疑难音注校释四三则

音注校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知识,李善《文选注》中的音注校勘盲点较多,注校工作并未终结。今选取前人未校勘的疑难音注为研究对象,校释43则疑难音注,其中把形符作声符致误1例,字形近似而致误22例,正、俗、通、别、或体等转写而致误10例,传抄刊刻脱漏而致误1例,类化造成的讹误1例,误认联绵词的字形1例,乱改联绵词的字音1例,给被训释字注训释字的音3例,义同换读而致误2例,阙疑不校1例。详加校正或解释上述疑难音注,以期对李善《文选注》有所补正。     

李善《文选注》征引《论语》汉魏古注考述——兼论其学术史意义

李善《文选注》征引《论语》汉魏古注8家(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何晏)。立足于《文选》与《论语》文本及相关文献,经过细致的考证,可以考定李善对这些文献的征引并非皆出于原书,除郑玄注(或其部分内容)外,其余7家注释皆来自何晏《论语集解》,故其实际引书仅为单注本郑玄《论语注》与何晏《论语集解》二种。这一考察对李善《文选注》引书来源问题的判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从南北朝迄隋以至唐初,《论语》注疏类著作众多,但占据主流地位的只有郑、何二家,李善注对这两部著作的征引与当时的学术形势完全一致。这也可以从与李善同时或其前后学者之著作征引《论语》注释的情况中得到印证。     

从注疏之学看唐代学术思想的发展

唐代学术处于汉学与宋学两座高峰之间 ,常易被忽略 ,但以经注、史注和《文选注》为代表的唐代注疏之学却在倡导平实的学风和以文证为主要依据的考证方法等方面 ,自有一定的成就 ,并为宋学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由《文选注》观照李善的修辞观

李善《文选注》特点之一就是着力挖掘、分析选文的修辞现象,他对《文选》进行训诂的全过程基本浸润了他的修辞观.比如,较早提出"皆喻"(博喻),把"比拟"并入"比喻",借他人之言解释"兴喻",认为句子也是比喻修辞的单位.     

尤刻本《文选》增注研究——以《吴都赋》为例的一个考察

长期以来,尤刻本《文选》被认为是李善单注本的代表,但是将此本和相关版本进行详细比对后发现,它已经严重偏离了李善注。与已知最早的李善单注本北宋国子监刊本相比,仅《吴都赋》一篇,尤刻本就出现了2035字的增注。这些增注不仅来源复杂,而且大部分找不到出处,比较可靠的推测是:尤袤手中有一个李善注本,而这个注本有大量的旁注附在善注之旁。尤袤在刊刻之时,把这些内容作为善注收入了新刊本。总之,尤刻本是一个以李善单注本为名的杂糅了诸本的《文选》注释本,从学术研究层面讲,是一个很不值得信赖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