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幼天王错位的徽、赣“归根”行

一 清朝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湘军曾国荃部攻克天京（南京），太平天国幼天王跟随忠王李秀成等，于六月十七日凌晨逃出。二十一日到达皖南广德州。     

《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献疑数则

正郭毅生先生主编的《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要工具书之一。其中第53页"太平军北上湘鄂东取南京图"关于太平军由郴州北进长沙的标注有若干需要商榷。太平军于咸丰二年(1852)四月自广西挺进湘南,七月初三日(8月17日)占郴州。七月初七日(8月21日)     

太平玉玺读解

太平玉玺在上个世纪众说纷纭,成为太平军研究的歌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它并非曾国藩部下冒功造假。李秀成供词说在长沙时所造不可信,而是制作于公元1850年4月5日之前。应读为:一个玺名———太平玉玺;十句玺文———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天王洪日/主王舆笃/救世幼主/真王贵福/八位万岁/永锡天禄/永定乾坤/恩和辑睦。“主王舆笃”是说天王宝座巩固长久。“八位万岁”是指天王、幼主、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洪大全。     

政治风云下的史学论争问题如何复归科学轨道——以《李秀成自述》的历史命运为例

在20世纪的史学发展中,由于特殊政治风云的影响,一些原本是正常的学术问题的论争被政治现实绑架,脱离了原有的正常轨道,那些论争的问题本身也成为政治需求的牺牲品,失去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质。而当这种政治风云过后,这些受损的学术问题并不能自动地恢复到科学的轨道上,需要历史学家以新的思路去进行精心的修复,往往要经过一个十分复杂的再认识过程,要从一个新的高度来进行科学的审视,才能把那被损伤的学术研究重新恢复到科学的路径上。只要我们不断地转换视角、更新思维,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地有所创新,一些看来已经"过时"的老问题也会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史学发展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太平天国儒家化施政群体剖析

1860年后太平天国在苏福省、浙江省实施农村政治的过程中,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贵族构成了一个儒家化施政群体.他们主动改变征贡习惯,积极寻求与地方社会的合作,追求安居乐业的社会秩序,具有良性施政倾向.这一倾向是对太平天国以客家人为特权贵族阶层的贡役制社会结构的否定与反动.这一群体所实践的儒家化的农村政治,尽管不是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主流,但仍不失为一种可贵的探索.     

太平天国苏福省农村政治研究

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为苏福省地方建设规划了基本原则与发展方向。在李秀成的影响下,苏福省出现了一个以熊万荃和钱桂仁为代表的具有儒家化特征的施政群体。苏福省当局普遍实行的是“着佃交粮”与“招业收租”并举的政策。田凭政策是较“着佃交粮”更高层次的社会经济政策,虽然有很强的政治性,却丝毫不具备任何革命性变革的意义。只有1862年钟志成推行的田凭政策,才真正具有土地革命的涵义。苏福省的乡官制度,在继承前期基本功能的同时,其主观能动性更趋活跃。     

太平天国二破江南大营战役军事艺术评述

太平天国在二破江南大营战役中表现出的高超军事艺术,达到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境界。太平军的战略决策是以外线为作战为主旨,默契的协同与指挥统一,这些军事指挥系统方面的特点使其对清军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故能成为太平天国后期战争史上一次最成功的战略决策。不过这成功经验也具有相对性,是有局限的。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重建君主权力的努力

天京事变后,试图重建君主权力的洪秀全,虽然在李秀成等的帮助下建立起一个运行效果良好的、以掌率会议嫁接五军主将集体为内容的权力结构,但他仍然煞费苦心地构建以他的宗族为核心的上帝家庭,使之凌驾于本来行之有效的权力结构之上,试图以此支配以李秀成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洪秀全狭窄的气量促使他始终把目光局限在个人权力的张扬这一有限目标上。为了这个有限目标的实现,他忽略了维护体制内各要素动态平衡的重要性。     

是“伪降”还是“苦肉缓兵”?——述评罗尔纲先生对李秀成写作《自述》动机的假设

《李秀成自述》中为何有"乞降"之语,流露出投降之意?李秀成写作《自述》的动机是什么?对此,罗尔纲先生数十年矻矻以求,先后提出了"伪降"说和"苦肉缓兵计"的假设。从学理上说,这两种假设是可以提出来的,但罗先生对假设的"验证"是有问题的。     

太平天国后期中央宫廷贵族与地方军事贵族的政治分野

天京中央宫廷贵族与地方军事贵族的分野是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政治格局的主要特点。中央宫廷贵族是天王洪秀全深为倚恃的文官集团。地方军事贵族的权威与实力来源于地盘和军队。中小地方军事贵族的形成,是天京洪氏朝臣与李氏兄弟斗争合力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