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研究的语言学实践——李文彬《从转换生成语法看李贺诗歌》述评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贺以所谓"长吉体"的奇诡诗风打动人心,针对这种独特风格的形成,台湾学者李文彬教授用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语言学理论进行研究,颇有收获.作者探索了转换生成语法一些普遍而基本的规则与李贺诗歌之间的关联,确切地说,是三个规则内在语言能力的观念,句子结构不同层次的理论以及语法性的概念.它们被选中作为批评工具去解释李贺诗歌中出现的创造力、句法歧义以及反常表达.     

论李贺诗歌的意象特征

李贺才情过人，诗歌的意象五彩缤纷，冷艳是其基本特征，此外意象的叠加、通感、跳跃、象征，又形成了其独创的风格和特色。     

自抒怀抱——韦庄诗风与词风浅探

学界历来研究韦庄 ,都集中于韦词特别是温韦词的比较。然而 ,韦庄在创作中 ,以其全身心的投入 ,以他对个人情感的深情与关注 ,使得他的诗风与词风呈现出共同的特征 :自抒怀抱。从而为词的拓展与深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雅化:西晋诗风的根本成因及其历史功绩

西晋诗风的雅化以四言雅诗的兴盛并引导创作潮流为核心特征.这一现象发生的核心原因在于西晋统治者大力推行儒化文化政策,以彻底颠覆曹魏政权的文化话语权力及影响.雅化现象在造成西晋繁缛诗风的同时,也深入推进了诗歌在社会文化领域文人化、普遍化的历程,文学在汉末魏晋之际走向自觉,于西晋阶段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西晋文学的雅化.传统研究通常直观地认为雅化阻碍了当时的文学发展,这一认识是有违史实的.     

略论《诗经》中的女诗人

从中国古代的社会背景出发，从德政教化下形成的男女平等、尊重妇女的风气中可窥见《传经》女作者在在的可能；而对女作家庄美之诗的品评又可见其对诗风改革的贡献；高亨、朱熹两位学者对《诗经》女作者的认定增添了女诗人存在的可信性。上述所论证明了中国妇女在三千年前的中原大地上是诗坛的一支劲旅，这就为民歌说的笼统权法划出了一半以性对差异为鲜明标志的新思路。     

李贺生卒年新考

唐代诗人李贺的生卒年,自明末清初以来有多种说法。唐代杜牧《李贺集序》中关于李贺享世年岁等有关年月的记载,是目前考证李贺生卒年的最主要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文字依据。作者曾考索杜牧《樊川文集》中所有记载年月的数目字及其表达年数的涵义。在上述考索的基础上,探讨了杜牧用数词表达年岁的习惯用法———即虚年计数法,藉以考得李贺生于公元791年,卒于公元817年。     

“奇”:李贺诗歌的审美特征之一

关于李贺诗歌之“奇”文学史上已成定论,但李贺诗歌风格之“奇”不仅具有“幽奇冷艳”、“奇崛冷艳”、“奇崛幽峭”等特色,还有着丰富多彩的内涵和意蕴,这一点我们从古代评点中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和例证。本文总结了十四种有关“奇”的更深层和恰切的内涵,以利更好地理解李贺诗别样的审美艺术风格。     

王安石晚年诗风转变的内在原因

王安石诗歌创作前后期风格变化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王安石前期诗歌中即有精工雅丽、重视技巧的特点,晚期风格为渐次累积所致;也有观点认为王安石晚年诗歌风格变化与他的隐居生活及佛理研习有关。而从王安石自身来说,晚年由政治舞台的主导者而成为隐居田园的出世人,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作者身份的变化,其内在自我定位、创作关注焦点、心态情致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导致了晚年诗歌在情感深度、思维方式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晚期诗歌的外在风貌似与早期有相类之处,但其内在韵致已不可同日而语,也非单纯依靠精深纯熟的技巧所能达到。     

论唐宋科举士风之三变及其对诗风的影响

在唐宋科举士风演进的大链条中,最根本的变化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唐宣宗即位(847)后,第二次发生在唐亡(907)后,第三次是在宋太宗即位(976)后。唐宣宗开创了进士独尊的局面,也开始了唐代科场最黑暗的时期,广大寒士普遍蹭蹬举场数十年仍然如痴如狂,使得唐末六十年成为唐诗大普及的极端时期;五代(含宋太祖时期)文人远离科举,养成“吟癖”;科举制度在宋太宗以后展现强大的生命力,文人形成意气风发、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科举士风,由此促进了重理性、好议论诗风的形成。三次巨变,最终完成了螺旋式的回归,宋代文人的精神境界也实现了一次飞跃。     

"诗仙""诗鬼"辨异--李白与李贺诗性文化范型比较

李白与李贺虽然同为浪漫主义诗雄,其实却有鲜明的差异性,这主要表现于诗心之别、诗境之别、诗法之别、诗体之别.从诗性文化范型角度来看,"诗仙"及其"太白体"与"诗鬼"及其"长吉体"话语系统抟成为特定的文化符号意义.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来看,李白之诗充分满足了人性之情感极度舒张的精神需要,李贺之诗则完全切合了人类之极度好奇求异的心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