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民政府后期治藏政策的再分析——以五世热振及沈宗濂关系为中心

五世热振活佛是近代西藏历史上一位倾心内向的活佛,曾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改善做出过贡献,并戳破了英国人在“西藏问题”上苦心经营的“道德”形象,但热振辞去摄政职务时,国民政府对此的反应却是轻慢的。当１９４２年“外交局”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在治藏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沈宗濂作为蒋介石属意的官员出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曾积极投身藏事,改善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对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发挥了较大影响。但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西藏地方发生了若干事件,国民政府却无所作为。对此,沈宗濂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然而在沈宗濂态度转变的背后,更本质的原因则是国民政府的消极治藏政策。     

自治、法治、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探讨

确立自治、法治与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对于“三治结合”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自治、法治与德治并非同一层面的治理方式,自治具有独立性,是高位阶的治理方式,居于核心地位,这一核心地位的确立源自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确立,法律法规与中央文件的明文规定,以及乡村治理实践的偏移。法治与德治不具有独立性,居于次优的平等地位,前者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保障,它要求乡村自治不得逾越法律边界,法治政府的成立需去行政化,而重点在于约束村委会的行为;后者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辅助,它一方面可以弥补法治的缺失,另一方面又可以修正法治的不足。     

宋代相权的兴盛

宋初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但考察宋代实际的权力运作,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     

富民是我最大的心愿--访大学生村官王似阳

王似阳．男．34岁,中共党员,是改革开放后首批到村任副支部书记的大学生村官,现任河南省汝州市汝南街道办事处怯庄村党支部书记。为回报衣食父母,王似阳胸怀壮忠,走出校门,融入“三农”。奋力拼搏,艰苦创业,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为村民绘画出一幅幅蓝图．受到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拥戴。日前,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     

协作与博弈：明代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

明统治者在土司区治理中实行了土流共治的管理体制。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与土司间的土流政区互辖关系,二是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土司衙门内部的土流官员并设关系,三是土司身兼土官职衔和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职衔的土流兼职关系。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呈现出既协作施政又彼此博弈的特点。一方面,土流虽有主从之别,但二者各司其职,协作施政;另一方面,因土流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二者又存在着纷争和博弈。     

民族地区非遗保护的规划行动——以贵州楼上村为例

文化遗产见证历史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受到冲击,传统技艺在科技发展进程中逐渐流失。对于非遗的原真性保护除研究遗产本身外,其所处的遗产环境也是研究重点。本文以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楼上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遗产环境和风貌特色,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为非遗的原真性保护提供新的样本补充。     

论清华简与先秦时期的命论

清华简《命训》的命论与殷商以来的天命思想以及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与先秦儒家命论也有相似之处,但《命训》的命论最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这与儒家命论有根本差别.《心是谓中》的命论与前诸子时期"命定义"之"命"有相似之处,与儒家命论也是类似的,但其"身命"并不涉及道德观念,而儒家注重的就是道德观念.墨家的"非命"论否定了《命训》和《心是谓中》中的"大命"和"天命",而肯定了"小命"和"身命".《治邦之道》否定了关于治国方面的命定论,是对西周末年以来质疑神权政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这与孔孟的命论有所距离,而与荀子思想有相似之处,与墨家的"非命"论和黄老学、 法家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庄子的顺命观则与三者均不同.这三篇文献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人可以改变命,体现了战国精神.     

从《陔余丛考》到《廿二史札记》——赵翼史学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清人赵翼所著《陔余丛考》的史论部分,集中反映了其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尤其体现在历史编纂学、史学功能、史家责任和比较研究法方面。这些观念和方法又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得到继承与发扬。文章以此两书为中心,从史法、史事和比较研究法3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展示赵翼史学观念、治史方法的嬗变历程。后世探究赵翼史学问题时,不应厚此薄彼,当给予《陔余丛考》更多的关注和肯定。     

汉代杂税作用新探

汉代杂税具有双重作用。其具有的随意性、临时性与非制度化等特征,常使之成为吏治腐败的温床与聚敛苛政的代名词。然而,汉代杂税的积极作用也不可低估。这主要表现在:便于协调失衡的农工商各业的关系,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利于赋税体系的自身调整并为其安全运转提供保证,某些杂税的征收也符合我国古代社会赋税发展演进的方向;促使诸子,特别是儒、法、新道家经济管理思想的汇流与整合,使各家学说在增强各自生命力和适应性的同时,也强化了“务为于治”,即为现实社会经济服务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