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察隅县沙琼村僜人文化生态旅游规划探讨

通过对西藏林芝地区察隅县沙琼村僜人文化生态旅游的具体规划设计实践,探讨"以僜人文化为依托的生态旅游景点"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体系,以中国古代"天地人合一"与现代社会的"回归自然"、"回归传统"为基本理念,注重僜人文化传统,保护传统形态,维护和改善整体环境,引入新文化内容,进而对沙琼村生态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提出对策建议,旨在为今后西藏林芝地区民族生态旅游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     

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一种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日渐重塑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经济能人治村成为乡土政治的新情境。经济能人治村在盘活农村经济、助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失衡。以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介入,可发现经济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秩序上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导致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运作的选举过程、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中日趋显出边缘化的倾向,这与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能人治村模式及村庄治理主体实力差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确保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需从村民自治制度优化、能人治村模式完善、治理主体素质培育等方面寻求＂破题＂思路。     

依法治县重在依法治权

依法治权有两层含义 ,即依法行权和对违法行权进行严惩。行政权来源于人民 ,它是有限的 ,它本身的含义蕴含要依法行使 ;行政权是一柄双刃剑 ,具有扩张性和腐蚀性 ;因而要依法治权。同时 ,依法治权不仅是依法治县题中的应有之义 ,而且行政执法机关存在的种种问题也要求依法治权。为此 ,必须清理执法文件 ,制定行政程序法 ,实行执法责任制 ,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 ,完善监督机制 ,真正实现依法治权     

改革开放40年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村治实践

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可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和村庄治理方式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村庄治理模式变迁理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逻辑上沿着村庄管制、村庄一元自治、村庄多元自治和村庄自治多元协同路径推进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可具体化为两个转变:一是实现了由一元村庄治理模式向多元村庄治理模式转变;二是实现了村庄治理模式一元化向村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转变。浙江省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实践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理论探索提供了经验支撑。     

论"乡政村治"中乡村关系的两种极端走向及调适

“乡政村治”模式在实践中异化村民自治的性质,形成了乡村关系中的诸多复杂矛盾,并向两个极端方向发展:即“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据此对这两个极端的现实表现、形成原因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意见。     

贤人之治的当代民主嬗变

从本质上看,贤人之治是一种“精英专政”,在历史进程中衍生出政治的宗法化、道德化倾向,展露了其政治哲学的工具化、实用化特征,反映了传统儒学社会“公”领域的缺陷,因此与当代民主行政的核心价值相异。目前我国的民主治道变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从贤人之治的传统德治主义向理性官僚制的范式变迁是民主转型的前提。另一方面,面对“后官僚时代”的挑战,治理者还须积极回应公民参与、理性行政、多元治理、公共利益等民主治理的诉求,只有这样,适合我国民主行政发育的道德生态才能孕育而生,儒学政治文明也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目的地少数民族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研究——以青海互助北山浪士当村为例

近年国内关于旅游影响的研究日渐增多,许多学者针对不同类型旅游地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关于旅游对少数民族居民影响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以互助北山浪士当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目的地少数民族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结果表明,旅游对当地少数民族传统建筑样式有很大影响,对民族语言、民族服饰等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村治立法探析

当前我国的村级治理是以"乡政村治"法律模式为基础的,实施村民自治。"乡政村治"立法既符合中国历史形成的村治传统,也切合我国的治理需求。然而,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入及其社会的快速转型,农村治理出现了乡政介入疲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乡村整体衰败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治理难题,国家不断通过人力资源输入、项目资源进村、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干预等机制,努力推进农村各方面的振兴。这些探索性措施,很多已经发挥出制度引导的正功能,其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法律化;而有些可能与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则需要立法加以完善和协调。而完善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主线,一个是加强村治的党内法规建设,另一个就是完善村级治理的国家立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治主体的互动结构转型研究

"干部互动"是基于"体制性关联"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客观存在关系,它衔接、弥合、建构的是"国家-政府-社会"框架中最为关键的治理主体内在运作机理。当下我国正处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村治主体的"代理人""当家人"角色,在资源密集输入的乡村振兴时代,于"科层-关系"的底色互动关系下开始发生三重结构性分化:传统维持性取向、过渡重构性取向、现代行政性取向。我们必须明晰认知、辩证对待"村治主体互动"在城乡转型中正历经的巨大流变,应始终将村治主体作为衔接国家规范与乡土秩序的中介变量,充分激活自治性,引导基层社会走向良序。     

略论历史上的禹和大禹崇拜

夏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忘我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成为公而忘私的典范,其本人也受到了历代人民的无限崇拜.由于夏朝无文字记载,故对于历史上有无夏禹其人,学术界一直有争论.考究<尚书><诗经><史记>和<论语><孟子>等有关史籍的记载,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确有夏禹其人,而所以出现种种矛盾的记载,与受传说的影响和将其他治水英雄的事迹也归入到禹的身上有关.后人崇拜大禹,除禹治理水患,造福百姓这一根本原因以外,还与后世儒家为了替自己的学说寻找理论依据及劝说封建帝王推行仁政而着意推崇和拔高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