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015年广东省扶贫开发“双到”工作 措施有力 亮点突出 成效明显

2013年以来,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积极组织和动员各地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圆满完成了扶贫开发“双到”工作任务。总的来说,第二轮扶贫开发“双到”措施有力、亮点突出、成效明显。     

基于内生交易费用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

以内生交易费用的视角考察现阶段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发现股权集体股的设置导致部分资产产权不清晰,股权封闭和政经不分带来合作社的内部监督失效和激励机制不足,从而引起村干部管理者寻租、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合作社治理的内生交易费用。苏州市通过集体股确权到户和股权固化,实施合作社“代理记账”,建立村集体财务监管平台和资产交易平台,实现“政经分离”及开放治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晰了集体资产产权主体,建立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利于减少合作社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合作社治理的内生交易费用。苏州经验表明,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主导力量的恰当发挥是改革的成功前提,同时也要尊重合作社治理的内生动力;通过赋予农民清晰完整的股权,建立顺畅的股权流转体系,有利于合作社内部治理体制的完善;合作社管理者的行为规范还有赖于政府实施的外部监督机制。     

技术消解自治——基于技术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困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以现代互联网、通信技术为依托的技术治理方式向农村基层社会的引入推动了村庄治理体制改革,重塑了村级治理。作为一种技术治理体制,网格化管理和政府服务热线促使村委会组织深度嵌套在政府官僚科层体系,村级治理逻辑发生从自治向行政转变,村民自治被消解。虽然技术治理体制有利于强化国家对基层权力的监控能力,促使村干部的治理行为沿着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为基础的规范化方向发展,防止基层权力损害村民利益事件的发生,起到了规范村级治理的效果,但其同时也带来了政府责任无限化以及基层治理能力弱化的治理困境。在农村社会仍需要依靠村民自治方式进行治理的情况下,须对现代技术治理体制向农村的推广和运用有所警惕,防止出现村民自治体系的瓦解。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研究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村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是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为探索政府、村干部、村民和企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选取湖南省8个村为研究对象,基于扎根理论展开多案例研究,归纳出发展动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发展瓶颈、资源整合、集体经济发展5个核心范畴,进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机制与协同机制,阐释政府、村干部、村民和企业在动力驱使下相互协商、共同协作,通过资源整合破除发展瓶颈,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逻辑过程。     

西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这充分表明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决胜全面小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强支柱,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是增强服务功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迫切需要。因此发展集体经济是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带领当地人们富起来的必要途径,现西藏有少数地区已经开始实行集体经济,并且还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相比内地还有美中不足之处,因此对此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显得尤为重要。     

宁德市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振兴路径探析

通过以田野实地调查和部门数据资料分析为方法和依据,发现宁德市闽东特色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振兴路径鲜明：在全市层面上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壮大单体农民合作社和产业化联合体,推进产业链条三产融合,提升龙头企业实力,推动重点项目,发展家庭农场和乡村旅游业;在县(区)域层面上念好“山字经”,提升附加值,铸强保障链,发展农业美丽经济;在乡村层面上创新集体组织及运作机制,提升特色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这些举措也为推进新时代宁德市乡村振兴与反返贫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