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以浙南XF村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国家权力主导阶段,乡村民主萌生阶段,家族文化复兴阶段,经济能人村治阶段。但是,这四种村治模式都不是理想的法治型村治模式。当前,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就要做到:加强村委会选举的法制建设;大力发展农民文娱组织,消解村落家族文化影响;通过政治社会化提升农民素质;整合和扩大农村政治资源,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随枣走廊两周时期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以该地区出土青铜礼器为根据

随枣走廊是两周时期南北文化交流之重要地区。该地区出土的两周青铜礼器涵盖西周早期到战国,且数量丰富、类型多样,能够全面表现出当地的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具体来看,两周青铜礼器组合和型式的演变表明,该地两周时期文化发展的阶段性转变十分显著,总体经历了由中原文化到楚文化、再到秦文化的基本发展过程;青铜礼器组合的差异,则反映出该地区贵族社会的组织结构,表明当时该地存在诸侯、大夫、士等社会阶层。     

当代中国官场文化生态的转型与变迁

中国有着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以及与之伴生的官场文化传统,良莠并存的官场文化历经近代以来多次的中国政制改革和政治变迁而始终绵延并影响着当代中国官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官场文化经历了建国初期公仆型官员文化为主导的官场文化重建、改革开放以来催生的敢"闯"敢"冒"的改革型官员文化和进入新世纪以来官场"个性官员"文化异军突起的官场文化生态变迁过程。通过考察官场文化生态的变迁,有助于厘清当代中国官场文化生态的变迁脉络和更好地把握当代的"个性官员"现象。     

单位化的村庄——一个乡村变迁研究的视角

建国以来,中国的一些乡村尤其是那些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对城市单位的模仿,出现了单位化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化村庄有扩大或加强的趋势。本文以京郊农村“单位化”的过程及其特征为切人点,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村庄单位化现象进行探讨,为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村庄的单位化现象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村落组织发展的一种自我选择,村庄资源独享性是单位化村庄形成的关键因素。这种以农业的方式发展工业,以农村组织形式从事城市管理,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经济转型、制度环境与制度适应性效率

良好的制度环境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前提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性重大事件。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过渡性和制度阶段性情况,也说明了不确定性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特点决定了转型的艰巨性。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中国经济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当前改革攻坚由于受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维系、变动和趋向

文章着重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家庭代际关系及其维系、变动、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向,旨在对当代代际关系状态有更全面的认识.作者认为,就当代而言,家庭代际关系的传统维系力量已被削弱,新的维系手段表现出由多元到单元之变.代际关系变动中既有值得称道的进步,也存在诸多问题.社会组织应注意引导代际关系的发展方向: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提高老年人自身经济能力,降低亲代对子代的赡养依赖;继续推动子代义务、责任和权利南儿子单系承担和享有向儿女双系发展;加强道德力量在代际亲情关系维系中的作用;注意化解代际财产传承多元化所出现的家庭和社会问题.     

我国资本市场制度缺陷的经济分析

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属于筹资市场,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实行的却是投资市场的制度安排.本文分析了我国资本市场制度缺陷的成因,论述了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资本市场由筹资市场向投资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微观基础的制度缺陷.结论是:我国资本市场低效率的根源在于我国资本市场变迁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制度缺陷造成资本市场运行的扭曲,使资本市场内在机制不能有效地运作.     

英国医疗保障制度变迁及其启示

现代意义上的医疗保障是工业社会转型的产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医疗保障是由国家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疾病医疗、健康关怀提供必要的保障,使国民能够积极应对疾病风险,防止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它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始终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罗卜藏丹津事件始末: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博弈及地方社会儒法化

罗卜藏丹津事件是青海历史上社会与国家之间权利博弈的典型,《善后事宜》的实施,不仅导致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模式从弱控制—利用转化为强控制—渗透关系,也为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模式建立,及整个青海社会的国家化、封建化、儒法化奠定了基础。     

制度变迁、土地财政与外延式城市扩张——一个解释我国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虚高现象的新视角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加大是土地财政兴起的重要诱因;1978年以来所实施的以"有偿、可转让、有限期使用"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土地制度变革,在将市场机制引入土地资源配置的同时,也为"土地财政"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土地财政是导致城市化虚高和产业结构虚高的重要因素。在以经济增长为考核导向的激励约束下,作为城镇建设土地所有者、供给者与垄断者"三位一体"的政府,倾向于通过选择倾斜发展富含地方财政收入的房地产等服务业,扩大土地收益和放大土地在宏观方面的增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