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潼南财政工作成果多多

今年上半年，潼南县财政局为实现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保障各项支出基本需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扎实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财政工作任务，为促进全县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电力工业监管体制改革研究

基于对电力监管目的、监管内容、集中监管、独立监管、政监分离等电力监管理论的分析,在考虑中国电力工业监管体制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分析了现行中国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监不分、监管职能分散、监管低效、监管立法滞后以及监管机构人员构成不合理等问题。随后,结合电力监管理论分析,本文给出了中国电力监管体制要实行集中监管、独立监管、政监分离和加强对监管机构的监管的改革政策建议。     

从海南“省管县”谈起

海南可以这样做。不等于其他兄弟省份也可以这样做。因为海南毕竟是一个只有3．4万平方公里、820万人口的小省。即便是省级致府直接管理20个县市。也不存在什么管理幅度过宽的技术问题。     

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制度安排

以前联合国每年年底在讨论全球经济的时候，主要讨论两个方面：一个是世界经济，主要讨论美国、日本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第二个是区域经济，讨论中国、印度之类的国家。从去年开始，我国经济已经升格了，联合国去年讨论世界经济的时候，已经把中国包括在内，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区域经济的问题了。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机制、困境及对策——基于豫北Z村的精准扶贫实践

扶贫开发是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系统工程,治理目标逐级行政发包,最终的实践执行者就在以县为主导的基层体系内。能否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样态。研究发现,基层扶贫主体可概括为乡镇驻村工作组、县直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四大类,各扶贫主体的扶贫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体制压力,又涵盖自下而上的村庄"倒逼机制";其互动机制表现为合作中的"策略主义"及压力考核下的"避责"逻辑,这与精准扶贫实践形成一种"互构"。另一方面,在分析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基础上,文章认为应突出第一书记在基层扶贫实践中的"桥梁"功效,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营造扶贫帮扶的"造血"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扶贫。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思考、原则与模式

本文从最深层次(体制结构)上分析了:我国农村57年以来不和谐的根本原因;随后提出了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原则及改革的创新思路:建立树-果结构体制下的大众股份制.并论证了:随着这一改革的成功,我国农村将变成一个经济、社会的运行、控制、稳定性、有序性等功能、对社会主义属性内容质的体现都很好,农村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都蒸蒸日上,民主与法制高度增长(质的变化)的和谐社会.同时指明了:它们的确立明晰了产权,奠定了农村综合改革的(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消除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及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立.     

18世纪中国经济变迁背景下基层司法体制考察——以土地产权纠纷审理为例

在十八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变迁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土地产权纠纷,甚至由此导致流血冲突.州县衙门以法典为准绳并以习俗为参照,基本上禀持公平原则审理此类案件.然而法律的变更滞后于经济变迁的步伐,致使基层司法体制结构性缺陷恶化,不利于纠纷的解决.     

关于中国社会流动与地位获得的研究综述

一、对中国在不同时间段的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差异的研究对中国在不同时间段的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差异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和社     

加快甘肃文化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甘肃是文化资源大省,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区域性的产业优势,但目前甘肃文化产业在整体上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从当前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趋势看,加快其发展的动力主要在于文化产业的体制创新,甘肃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应该主要从界定产业类型,提供转制保障,重组产业资源,提升产业竞争力等几个方面增大创新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