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台湾士绅阶层动向初探

《马关条约》签定前后台湾士绅动向为视角 ,探讨台湾士绅阶层面对割台危机所展现出来的不同抉择     

技术措施保护的国际条约义务研究--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自1995年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两个因特网条约以及《反假冒贸易协定》均设立专章对技术措施保护进行专门规定。因特网条约首次在国际法层面上要求各成员对于技术措施提供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救济方式,但因特网条约仅提供了一个保护技术措施的基本框架,各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履行其国际法义务。反假冒贸易协定将原来因特网条约中留给各国国内法自行解决的问题进行明确,例如界定技术措施、明确禁止规避行为和规避工具。反假冒贸易协定在履行因特网条约义务的同时要求各成员对技术措施提供更高的保护标准,提供更为有效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对技术措施提供了更为详尽合理的规定,兼具因特网条约和反假冒贸易协定的立法特色。     

中国BIT实践的最新发展:以“中加BIT”为例

双边投资条约作为国际投资法领域最为重要的法律形式,对于吸引外资和便利资本输出,在投资者利益保护和东道国利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国家身份的转变以及国内改革的需求等原因,中国在BIT实践上作出了一些新发展,在强调投资自由化的同时注意平衡投资者利益和东道国利益的保护,以适应当下中国的现实需要。然而,中国BIT实践的这些新变化并不必然足以实现中国在国际投资领域的目标。完善国内法制,巧妙运用政治与外交手段以及有针对性的与不同国家签订BIT等也是必不可少的。     

国际民商事条约在国内适用问题之理论探讨与实践完善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作为与国内私人权益密切相关的国际民商事条约如何在国内明确及有效地适用是完整履行中国国际义务、最大程度保护私人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适用国际民商事条约存在"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两种途径,而司法机关在"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国际民商事条约的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与参加的国际条约尚未一致,将不利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我国私主体的利益。反映社会需要和社会环境的司法实践已对我国从整体上修改和完善国际民商事条约的适用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因此,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缔结条约数量的增多,明确国际民商事条约不同的适用方式、解决法院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情况,绝非是"可有可无"的小问题,从整体上完善国际民商事条约的国内适用值得我们相当的重视。     

试论曾纪泽的中俄陆路通商交涉①

中俄伊犁谈判是曾纪泽外交生涯中的显赫一笔,对于曾纪泽的交涉和部分权利的挽回,学界中人大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近几年,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曾纪泽在“重界轻商”思想下对俄国陆路通商特权的让步给近代中国西、北边疆造成了很大损害。然而,从当时的情况出发,要求曾纪泽在伊犁交涉中“商界并重”看似对中国主权有利,实则难以达到。清政府在中俄陆路通商交涉中的节节失利,事实上是晚清政府边疆危机在经济上的表现,不能因此而苛责曾纪泽的修约交涉。     

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条约法思考与应对策略

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由来已久,从中美建交到2009年,中美双方就纺织品贸易问题展开了漫长的磋商,并且发生了多次＂贸易对抗事件＂。从国际条约法的角度分析,美国在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过程中严重违反了＂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和＂善意原则＂,美国的行为在本质上构成了＂隐性违规＂。鉴于此,中国应该争取将中美双边纺织品贸易协议和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中的＂模糊＂概念清晰化,尽可能地减少美国隐性违规的机会;中国应积极寻求国际法上的救济措施;中国还应采取法律和外交方法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以解决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等。     

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制度选择: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

交易成本是区域贸易协定各成员方在构建争端解决机制时的重要考量维度。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交易成本可分为成员间构建成本和成员间治理成本。影响成员间构建成本的三个主要影响变量是问题敏感程度、成员方同质性和透明度。影响成员间治理成本的三个主要影响变量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政治模式、准司法模式与司法模式是现今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典型模式。上述三种模式体现出来的条约化水平有所差别。通过分析发现,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成员间构建成本、成员间治理成本以及总交易成本的变化可对成员方选择不同条约化水平的争端解决机制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利益交换”到“利益平衡”——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缔约理念的发展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步伐的加快,中国由资本输入国转变为兼具资本输出国的身份。利益交换的缔约理念不能适应中国身份出现混同的情形。利益平衡成为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缔约基础。所谓利益平衡即以投资者私有财产权保护为核心,以东道国社会公共利益为边界,将投资者私有财产限制在东道国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最终达到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和东道国核心利益的维护,实现两者的平衡保护。     

“蚁穴”外交与条约体系——1921年端王回京事件与北京政府的应对

1921年上半年,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当作祸首而发配在外的前清端王载漪,打着回京就医的旗号扶子媳灵柩回京,引起了外交使团的强烈抗议。北京政府为冲破条约体系的束缚,在此事件上对端王百般维护,蚁穴式的修约努力体现得淋漓尽致。最终端王在外交使团的反复要求下被逐出京城。端王的个人悲剧同国家命运相结合,让这一事件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