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富强——杨度的现代国家观论析

杨度基于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指出西方国家文明与野蛮并存的两面性。他立足于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形势,提出富民强国的现代国家设想,主张一方面要提高国民能力和政治责任心,另一方面要开国会,改造责任政府,以实现其“金铁主义”的目标,建立“经济战争国”。杨度的国家理想兼具文明与富强的特征,相比于同时代思想家的国家观,杨度的国家观是比较系统全面的,既是对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双重挑战的有力回应,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现代国家思想,在中国近代国家转型发展中具有深远影响。     

杨度诗学主张与诗歌艺术特征探析

杨度是清末民初声名颇著的政治人物,遗憾的是其诗人身份、诗歌创作较少受学界关注。在湖湘地域文化的熏陶和其老师王闿运的影响下,杨度推崇盛唐诗歌,追求诗歌意境之美与音律和谐,推崇雄放、自然、明丽的诗风。杨度诗境阔大、诗格颇高;意象壮美、情感充沛;刺世疾邪、悲壮慷慨,这是他对其诗学主张的充分实践。杨度带有佛学之思的诗作也独具特色,其除了自度还欲救世,带有佛学的入世色彩。     

杨度首倡清季国会请愿运动

作为清季立宪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杨度逐渐形成了以舆论监督政府、以开国会广造舆论,以国会推动立宪的思想,成为清季倡言以开国会实现宪政的第一人。自从杨度首倡国会请愿之后,以“速开国会”为号召的国会请愿运动就成为清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活动,而且几乎所有关于请开国会的陈情和呼吁,都在延续着杨度所阐发的国会论述思路。杨度最早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虽然未能达到速开国会的目标,但积极意义极大。请愿成为极有效的政治动员,扩大了宪政的政治基础。清政府虽然被迫缩短了预备立宪的年限,依靠政治强力压制了激进的请愿代表,但其合法性在这数次请愿运动中逐渐消耗殆尽。      

寻求文明与富强:杨度的现代中国想象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肇端于西力东侵的民族危机,故中国问题始终不离"中西古今"四字。清末改革者的西方观和西方想象,构成了其现代化方案的蓝本。杨度的金铁主义揭示了双面西方的本质:文明与帝国的两面神。一面是自由民主的文明的国家秩序,一面是弱肉强食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西方是一个内部公理与外部强权的二元世界。古老中国的"天下"体系遇到西方殖民秩序的挑战,现代世界是经济与军事竞争的民族国家的世界,无富国强兵则国无以自存。而现代文明又以自由民主与工业化为基础,它是由专制而立宪、由农业而工业大转型的产物。金铁主义全面回应了西方文明的挑战:内政实行自由主义的宪政转型,顺应世界现代化的文明潮流;外交以富国强兵而提升国力,争存于强权主义的野蛮世界。杨度的金铁主义熔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于一炉,其西方观代表了清末立宪派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和现代世界的深刻认识。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

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五族共和”的口号是民国元年孙中山提出的,孙中山在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表明:“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以实现“民族之统一”。日本学者片冈一忠曾经对孙中山首倡“五族共和”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论述立宪派巨头张謇在南北和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笔者既同意片冈的论点,又提出新的看法:即“五族共和”一词来源于杨度1907年撰写的《金铁主义说》、一直到辛亥年武昌起义后 经过南北谈判,逐渐变奏为新国家的民族统一理论。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都对满蒙回各族怀有否定性的形象,使得他们对“外中国(藩部)”的民族整合问题漠不关心,相反,居住北方和内陆中国的满蒙王公以及旗人集团为了保持他们的既有利益,积极响应“五族共和”的口号,要求“与汉人平等”,导致南北妥协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来,辛亥革命既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又是一段内外、大小“中国”交错的历史过程。     

走出“汉魏”:论后期汉魏诗派的困境与承变

以王闿运为核心形成的汉魏派是晚清诗坛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其诗歌风尚以复古为旨归,推尊汉魏,提倡字摹句拟,在取得较为突出的艺术成就之时,由复古所造成的困境也表现于他们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之中。清、民之际随着邓辅纶、邓绎、王闿运等相继陨世,该派逐渐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并受到新旧诗人、学者的攻击。在此背景下他们所进行的“走出汉魏”的探索,使他们的诗歌风格更为丰富多元,却也淡化了流派鲜明的宗旨和特色,最终使汉魏派消失于诗坛。     

陈天华若干重要史实补充订正 --以日本外务省档案为中心

本文依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分析陈天华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及其思想发展脉络,首次刊布了陈天华<要求救亡意见书>、日本警视厅关于陈天华蹈海死亡的报告、以及杨度在枥木县的<供词>等重要历史文献,分析了陈天华与革命派的思想分歧及其与杨度的关系.并揭示出陈天华在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清国学生入学公私立学校规程>运动中,反对采取罢校归国等过激行动,在他舍身取义前曾要求实行"开明专制"等历史真相.     

杨度与清末资政院《新刑律》议案的争论

1902年开始的十年内,晚清政治高层围绕着刑律修订的不同意见而爆发了激烈的“礼法之争”.时逢资政院成立,杨度以宪政编查馆特派员身份将新刑律按程序提交资政院审议,并作了长篇发言,内容涉及新旧刑律的区别,以及改颁新律的意义,其发言暗含对礼教的批判,从而正式将礼法争论的场所转移到了资政院内进行.通过审视杨度在资政院的这一发言,可以对研究晚清礼法之争作一个侧面的补充,同时也对立法过程中传统的扬弃问题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试论杨度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评杨度《金铁主义说》

杨度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从历史和现实出发,以民族国家的整体性为归宿点,认为当时中国民族的认同方式有三种,国家利益、中华民族的文化、君主和民主。只有考虑到这三个因素才能实现中国历史稳定的转型,以此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亦能消融和聚合因民族差别而造成分裂的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