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一杀令”到“末位淘汰”——三谈“量化考核”

在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的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斯》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罗马军队的统帅因为自己的军队在与斯巴达克斯起义军作战时溃逃,下令在军队中实行古老的残酷惩罚“十一杀令”——在全体官兵中,随机抽选十分之一杀掉。乔万尼奥里展开小说家的想象力,描绘了“十一杀令”实施之后产生的震撼效果:战场上的勇士被抽到,照旧视死如归:战场上的逃兵看到勇士抽到被杀,     

接受语境中的融合与碰撞

本文通过比较新历史主义与当代中国新历史小说在历史现实语境的差异与联系,指出了两者彼此彰显的潜在通约性,进而从历史观念、叙事方法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分析了二者在接受语境中的融合与碰撞,以及对此过程中生发的悖论性处境的思考。     

史学思想与明清历史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疏论

虽然唐代以后在理论上史传与传统小说创作发生分野,但是史学作为“小说之祖”,史学思想仍然是影响后世小说创作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史学中的“直言实录”、“微言大义”、“人物品藻”等思想无不在明清历史小说的人物性格塑造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长篇历史小说：90年代的两个极端

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在90年代既有其极端虚构化的一面,也有其极端信史化的一面。前者以《故乡相处流传》为代表。它抛弃了历史小说通常采用的“再现”型叙述,以人物生死轮回,古今时空杂糅的“油滑”方式表现了变化的历史的不变性因素;后者以《心灵史》为代表。它以对虚构的决然拒斥,退出了传统意义的小说,但又在抒情化上回归了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这两个极端,标画出90年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所拥有的广阔空间。     

施蛰存历史小说创作动机论

施蛰存是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型历史小说的开创者,与大多数现代作者不同,他创作历史小说的动机在意识层面是为了开辟一条创作的新蹊径,在无意识层面则是其压抑在无意识领域中的创伤性情感体验与本能欲望的升华,正是有意识动机与无意识动机的共同作用,激发并支持了施蛰存心理分析型历史小说的创作行为,这也正是其作品在当时历史小说创作中自成一家的内在动因。     

论新历史小说中的罂粟意象

在文学现代性的视野里,新历史小说中的罂粟意象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被设置为一种异质文化与强势文明的符号,它突入个体的精神领域,既刺激个体生命的欲望化张扬,同时也加速个体生命的消亡,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历史进程中"他者"现代性力量的重要隐喻与象征。新历史小说对待罂粟的矛盾心态,折射了百年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艰难历程。新世纪以来,新历史小说朝着本土化方向发展的转型,为当下文学现代性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当代历史小说的两种叙事倾向:政治意识形态性与文化性——以《创业史》和《白鹿原》为例

历史小说作为小说的一种,有着自身的发展演变历程,并在当代明显地表现为"十七年"的政治意识形态叙述与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叙述两种叙事倾向。围绕这两种倾向,分别以《创业史》和《白鹿原》为例,从理想人物的塑造、语言及言语方式、作家视野下主题的选择与情节的结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探究作家的创作是如何体现和形成当代历史小说的这两种叙事倾向的。     

把历史还给民间——评严歌苓小说《床畔》

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着她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的关注,其新作《床畔》也不例外。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改变了以往与历史"正面冲突"的写作策略,她仅将"文革"这一历史事件作为一种文化注脚隐藏于故事背后,历史得以从主流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滑脱出来。而伴随着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后退,个体的生命景象却得到了彰显。论文分析了作家历史取材和审美倾向的转变,认为严歌苓更加注重与民间话语的平等对话,有意加重了历史小说的民间意味。但与此同时,其创作也表现出用日常化、简单化的历史取代历史复杂性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