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仇恨

无所不能 无所不为：前者是褒义词,指“什么事情都会做”;后者是贬义词,形容“什么坏事都干得出”。迫不及待 刻不容缓：二者都形容“紧迫、不能等待”。但前者用来形容心情十分迫切,而后者则形容事情紧迫,必须立即去做。     

“同源语素”和“同一语素”与复合多义词的平行义位和引申义位

一个单音多义词在降级为语素构造复合词的过程中,多个义位可能都参与构词,从而形成一组"同源语素",而那些在构词过程中意义唯一并且不会发生变化的语素则是一个个"同一语素"。复合多义词义位之间的关系与构成复合多义词的语素在不同的义位上是"同源语素"还是"同一语素"有重大关联,它们造成了复合多义词的平行义位或引申义位。     

“偏义复词”修正议

近20年来,关于偏义复词的讨论比较热烈,质疑的焦点落在偏义复词是不是词语这一点上.其实,如果坚持语言与言语相区别的观点,可以明确地把临时的修辞性偏正结构归于言语层面.从修辞到词语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个,双音节洪流的裹挟使短语凝固成词,同义词的挤压使语素意义偏指.光凭意义很难判断一个复词是否"偏义",因此,可以从语音出发,把声音的弱化作为偏义复词定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侠客与西方骑士之比较

中国的侠客与西方的骑士在东西方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各放异彩,他们都代表着一种尚武的、英雄的、利他的文化,同时又各有不同。他们一个是"以武犯禁"的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一个是笃信上帝的卫道士;一个是受尽打压的民间义士,一个是万众敬仰的王公贵族。因此他们在精神准则、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上均存在重大差异。     

墨子“非攻”思想伦理释义

墨子认为“攻”是侵略战争,它在动机上“亏人自利”,在手段上攻杀无度,在后果方面“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因而“攻”是不义之举,与其所推崇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之义相悖。所以,墨子主张“非攻”以除“天下之害”,从而达到相爱、相生、义利天下的道德境界,并通过对“诛”与“攻”的“义”之辨析,阐述了“诛无道”的社会正义旨归。这一思想对处理当今社会冲突与解决国际争端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谈谈另一种歧义

汉语中歧义现象随处可见,但就目前我们对汉语中的歧义现象所作的研究来说,工作做的还不够,本文拟从字面义与蕴涵义这个角度来探讨汉语中另一种歧义现象,同时对这种歧义形成的成因及消除手段也做了探讨。     

“《诗》无达诂”的美学历程

自董仲舒明确提出“《诗》无达诂”后,从汉迄清,关于《诗经》的研究逐步经历了汉学传统、宋学传统以及汉宋之争,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阐释的可能是不可穷尽的。而其研究历程则在理论内涵上显示出中国阐释学的“从变”和“从义”特色。     

朱熹经济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人们对朱熹道义论的过分关注,使其经济伦理思想不能彰显.旷世大儒朱熹以"理"为核心建构了宏大伦理体系,进而以"理"为经济活动最高指导伦理原则,以"仁、义、礼、智、信"为经济活动的具体准则构建了他的经济伦理思想.朱熹经济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经济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由“富”到“强”如何可能？——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富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富强”作为一种核心价值,不能仅从“富”上考量,还须从“强”上来阐发。即,一个国家或民族物质财富上的“富有”,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一定足够“强大”。“富强”如果既意味着“富有”亦意味着“强大”,则必须包括以下三点：其一,富民,藏富于民;其二,教民,官吏以身作则使百姓知文化德义、礼义廉耻;其三,社会养成君子品格,能意识到财富在人生价值中的限度。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并不排斥物质财富,且于以上三点都有极具价值的论述。故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富强”必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与资源。     

大义灭亲首用之疑及其亲属容隐萌芽——基于《左传》记石碏杀子及其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之解

"大义灭亲"首见于《左传》隐公四年记石碏杀子,是引用,是先秦仅见。其意义存疑:一是其语义,似委婉询问,实审慎存疑;二是先秦史对石碏杀子再没记载,有关事件虽关乎后世所说大义灭亲,却避用大义灭亲之类评价;三是该语义和有关历史记载互证、互洽中,内生并发育亲属容隐,为其后来制度化、法典化创造条件。如此正本清源则表明,大义灭亲被思想上怀疑,实践中慎对,因对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无解而加剧,而不能是法律规定,不能制度化;充其量只能是危急时在时空、性质、适用范围等方面都有限的特殊救急手段,不宜肯定、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