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古文理论与儒家修养思想

韩愈的古文思想包含鲜明的修养论内涵,对于古文的学习和写作,在韩愈看来,具有修身成德的重要意义。韩愈对古文修养内涵的阐发,融合继承了荀子、孟子的修养思想,在中唐士人普遍立足佛教、道教思考修养问题的时代风气中,体现出独特的思想创造。宋儒批评韩愈欠缺儒学的修养工夫,但其对于格物致知的修养工夫的思考,又可以看到来自韩愈的影响。朱熹在工夫论思考中对待韩愈、柳宗元的不同态度,呈现出韩愈古文思想与宋儒工夫论思考的复杂联系。     

论柳宗元诗歌的奇险风格

柳宗元诗中似陶渊明平淡风格者为数并不多,更多的是奇险之作。柳诗之奇表现为：题材奇异、构思奇妙、语言奇特。柳诗之险主要体现在用韵方面。柳宗元部分诗具有奇险风格的原因在于：好奇的个性;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时代审美风尚的影响。柳宗元的奇险诗因难见巧,是达到平淡境界的基础。     

柳宗元诗文佛学渗透探析

柳宗元自幼就受到崇佛的家庭影响 ,谪居永州后始精研佛法。当初是为了从佛学中寻找精神上的抚慰和解脱 ,后来主要是为了“统合儒释” ,用以佐世。因此 ,他受贬后撰写的大量传世诗文都渗透着佛学思想 ,并侧重反映在“贬官禅悦”方面。     

柳宗元“牢骚文”论略

“牢骚文”是指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用以发抒愤懑不平之情的文章。此类文章运最多的是书信、对话、游记、辞赋、寓言等文体。其价值主要表现在展示真实的现实情状、塑造特立不群的主观自我、为当时和后世提供有益借鉴等方面。柳宗元大量创作“牢骚文”,是由其创作指导思想、特殊的人生经历及孤高的品性所决定的。     

心境与家世:柳宗元与刘禹锡山水诗文比较

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创作也对山水散文的成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贬谪期间,为了排遣胸中郁结着的苦闷,他们纵情山水,栖身自然,写了很多著名的山水诗文。作为终身密友,虽然他们有着惊人相似的经历,文章风格却迥然相异。     

论柳宗元《河间传》的多元价值

柳宗元的《河间传》 ,写一良家女子由贤德而入淫邪的过程 ,剖示了人性固有的弱点 ,描绘了一幅“文化酱缸图” ;同时也寓涵着“朋友之恩难恃 ,君臣之际可畏”的人生感慨 ;对破解现代社会的人性与道德难题亦不乏借鉴意义。     

柳宗元抑周尊孔思想成因试探

唐朝之前周公和孔子在儒学中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在柳宗元看来孔子的地位高于周公。其中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受唐代当时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二是与武则天时期柳宗元家族所受到的迫害有关系;三是跟柳宗元学习陆质先生＂新春秋＂的经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由第三方面的原因可以看出,抑周尊孔实质是庶族地主阶层在中唐时期已经崛起并进一步要求获得发言权的诉求。     

以“序”为“记”与由“体”及“用”——《古文辞类纂》柳宗元序文归类辨

柳宗元以“序”名篇之《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序饮》《序棋》,历代分体编录的别集与总集多归入“序”体,《古文辞类纂》将其归为“杂记类”。从文体自身流变看,叙事要素的重叠使得“杂记类”这一文类与“序”体之功能趋于互渗,加之唐代古文运动对传统文体的革新,导致了文体界限的混淆与模糊。从编者的立类标准看,历代别集与总集编排作品多关注文体本身的嬗变,姚鼐则更侧重于具体文章承载的价值功用,柳氏三文的归类差异主要表现为“体”“用”之辨。纵观古代文学创作及文体分类历程,名同而实异的分类现象并非个案,只有深度剖析文体形态与流变过程,充分体认部分文体兼有他类文体的功能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文体的归属问题。     

重构记忆：论宋元时期韩柳散文典范性的生成

宋元知识阶层对韩柳散文典范价值的诠释,是对唐代文学记忆的重构和对文学史的重新认知。在文章学兴起的南宋时期,多部文章选本在理学思想的引领下,将对唐代散文的考察聚焦于韩柳两家。各类选本与"文话"对韩柳文章在语言运用、篇章结构等方面的写作技法做了充分提炼,对其传承自前代文章及影响宋代散文的要素亦有精细探研。在儒学转型的文化语境中,韩愈散文的典范性经反复辨析后得到重估。柳宗元散文的史学价值经北宋古文家发现,并在知识精英的群体中得到普遍认可。韩柳散文的并称,体现了宋元儒学精英并重经史的知识教育思想与兼容多种个性的审美好尚;韩柳与北宋六家散文的整合,完成了"唐宋八大家"体系的建构,也为这个以宋学为基础要素的经典系统明确了内容与风格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