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荆楚"通衢"到巴蜀"交融"--闲话中西部的互动发展

"光谷似火"、"富康入沪"、"川渝中烟"、"西水东开"、"周庄阆中"等发生在东中西部区域"合作"中的几个"随机事件"说明一个区域的发展,在现有的资源配置制度机制下,需要"仰视"亦需"环视";而随着制度和体制的转型,"环视"的作用会日益突出和重要.川渝鄂湘黔"五边"的"巴人土家族",实在是中西部互动发展的好"素材".     

民国时期云南边地行政与边务建设研究——以殖边督办公署为中心

殖边督办公署是1929年云南废道后为兴边务而特设的边地行政管理机构。然囿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角逐、边地土流矛盾以及外务压力，殖边督办公署推行边地行政与开展边务建设受到多方掣肘。从其时舆论可知，时人对殖边督办公署建设边地赋予了较高期待，并就殖边督办公署如何更好发挥治边效能提出过建议，却未能得到政府采纳，反而以冗余机关之名将其裁撤。结合中外档案，可较为全面地探析多方博弈下近代云南行政建制与边务建设的努力与困难。     

传承与发展：清前期治边思想解析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其统治者在建立之初，不但努力开疆拓土、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和平，更是为维护国内尤其是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努力找寻理论指导和思想依据。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执掌政权后对前朝历代边疆治理思想及措施进行了细化和深化，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突破和发展。逐步形成以“满汉一家、中外一体”边疆观为核心，“不分内外”的大一统思想为指导，“因俗而治”的民本思想与“分而治之”治理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清前期治边思想体系。不但为清政府对边疆地区实施灵活有效的统管政策提供思想指导，也为清朝边疆治理实践夯实理论基础。     

清末巴塘改土归流、地方秩序重建与国家认同

光绪三十二年(1906),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从巴塘开始，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并经营川边，以救亡图存。其制定的《巴塘善后章程》又称《改土归流章程》,规定巴塘全境土地和百姓归“大皇上”所有，打破了两百余年的地方旧秩序，从根本上保障了改土归流的实施。其中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和随后颁发的禁止田产向寺院流动的政令，均是为了尽可能消除或限制旧势力的影响；移风易俗的规定和地方建设则有助于促进巴塘地方新秩序的确立并向近代化方向发展。改土归流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传统礼治思想在巴塘及川边的实践，同时也凸显了清廷对促进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迫切需要。     

两类唯识观的并行——依梵汉文本细读《辩中边论》的“二取”

以往的研究者们围绕《辩中边论》中唯识观与三性说的类型产生了很多争论，但他们普遍忽视了本论中“所取”“能取”两个术语在用法上的多样性。本文基于梵、藏、汉文本的对比研究，揭示出本论中“所取”“能取”存在三种不同用法这一事实，“二取”的三种用法皆可依据无相唯识观进行解读，但第三种用法同时呈现出有相唯识观的意趣。由于这三种用法皆不是孤例，且在第一品中就已经全部出现，因此认为本论成书于不同时期的观点并不成立。在本论中，两种唯识观意趣的差别在于分别侧重显现门、分别门来说明唯识观，并不矛盾。在澄清了“二取”的三种用法的基础上，本论中三性说的含义始终保持一致。     

民国治边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以《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为中心

民国时期政局危机重重，为固防边疆，国民政府采取怀柔示远的“治边”策略，向蒙藏民众进行宣化，以期达到边疆社会拥立中央的目的。在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国民政府委任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为西陲宣化使，并于1935年成立西陲宣化使公署，随即刊发《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作为公署的宣传刊物，月刊将宣传中央政令、宣慰边疆民众、团结民族关系、宣传抗战统一思想设为核心内容，从塑造民族身份、塑造共同政治立场的角度，深化和巩固边疆民众的“中华民族”身份，建构和加强边疆民众同仇敌忾的抗战思想。西陲宣化开拓了民国“治边”中对边疆民众塑造民族意识的思路和途径。这些举措客观上有效地沟通了中央与蒙藏民众的关系，促进了蒙藏社会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治边稳疆背景下民族地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研究——以广西为例

互联网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媒体领域催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使舆论生态进入全媒体时代，并促使媒体形态、媒体传播渠道以及媒介终端等发生深刻变化。治边稳疆背景下，民族地区应适应新变化，顺应新发展，深刻明晰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同时，应针对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过程中认知、体制、人才、内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顶层设计，提升行业人员认知水平，完善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打造一支掌握全媒体技能的全媒体人才队伍，增强民族地区人才供给能力，以加快民族地区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助力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有效落地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