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土地政策之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三类不同地区实施的土地政策各有不同,日本把沦陷区作为补充基地,疯狂掠夺土地和资源,维持战争;南京国民政府国统区的土地政策是集中全部力量,赢得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施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不改变土地所有权,仅改变土地使用权,地主少收租,地主和农民达到了一种平衡关系,共同为抗战努力。最终,上述三类地区土地政策都是为了战争需要。     

长征时期川西北苏区浅论

川西北苏区根据地,县红军长征时期创建的。它体现了党中央遵义会议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正确决策,使得历经长途转战的中央机关和红军得以相应休整和补充,确保了革命有生力量。为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及党中央实施川陕甘新方针,创造了必备条件。进一步充实发展党的民族政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新四军也有一支“铁道游击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知侠写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吸引了众多读者,后来改编拍摄成电影在全国放映,几乎无人不晓。八路军115师在山东微山湖一带有一支铁道游击队,神出鬼没,袭击日寇,屡建奇功。可是新四军第二师在淮南也有一支神出鬼没、屡建奇功的铁道游击队——铁路便衣大队,这就鲜为人知了。     

习仲勋与我国经济特区的创建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习仲勋,1962年被康生诬陷授意炮制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习仲勋罹难两次下放洛阳工厂劳动“改造”及在北京隔离审查、脱离领导岗位长达16年之久。     

川陕苏区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时代价值研究综述

川陕苏区是中国革命史上意义重大的红色区域,也是当代学者研究国史、党史和教育实践的重要资源.关于川陕根据地政治工作的研究成果,笔者主要从党的政治工作的内容、方式、对象和体系这几个方面入手,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对其加以整理、归纳、分析和概括,以期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探究提供契机.     

《真理》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党风建设

《真理》是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1年在苏北阜宁创办的一份党内刊物。在其创刊过程中,始终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传播马列主义、阐明党的政策、总结交流党建经验、推介党员英模事迹。注重党风建设宣传,从不同角度,多层面地论述了党风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相关问题,为加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作用,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禁伪”: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斗争再探

查禁伪钞是中国金融抗战的重要内容,这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表现得尤为显著。最初中共虽确立了“联法禁伪”策略,但受法币牵累,成效并不显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钞倾销更为剧烈,法币通胀愈加严重,根据地内“禁伪”工作也问题频出。中共积极探索新的斗争策略,尝试建立独立的货币体系,综合利用多种手段查禁伪钞,“禁伪”工作逐渐取得成效。1944年以后,随着沦陷区不断根据地化,伪钞问题又有所抬头,中共继续采取措施防止伪钞反弹。纵观这一过程,货币的自发流动性、民众的趋利避害性、政策的变换发展性,使得山东抗日根据地查禁伪钞工作困难重重。中共以保障民生、打击伪钞为核心的斗争方式,使得根据地金融能够扎根基层,从而推动反伪钞斗争由自上而下的政策性查禁,逐渐发展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自觉行动。     

闽西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劳动立法考论

闽西革命根据地时期施行于闽西的劳动法律有六部,它们立基于不同的指导思想,制定于不同背景,在不同范围内生效,形式上有较大的差异,甚至在效力等级上也有很大不同;它们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劳动关系、生产经营、革命斗争等产生了或大或小,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对细致认知劳动关系和当下的劳动立法仍具启发。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地方政权中的党团制度、“三三制”与党政关系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民主政权建设,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实行“三三制”。在根据地政权的选举和运作过程中,“三三制”与党团制度相辅相成。党团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系统和群众团体中设立的机关。以各级党委为核心,以各级政府党团为基础,辅以政府党支部和党团成员的活动,抗日根据地逐渐形成一套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党团运作制度。党团一身二任,既要确保集中,又要兼顾民主：一方面要服从党委决定,贯彻党的政策;另一方面要推动“三三制”政府建设,扩大政治参与。相较于同政府的关系,党团与党委的关系更为根本,这表现在党对根据地政权的全面领导上。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设计、推动、调整党团制度与“三三制”,以塑造正确的根据地党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