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音节诗学初探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现代诗歌音节诗学具有三种形态,即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然音节论、郭沫若的情绪节奏论和新格律诗派的音节调和论。自然音节论与情绪节奏论分别从外在律与内在律的不同侧重点上探讨早期白话新诗的音节问题,形成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现代诗学观,奠定了新诗文体诗学的理论基石,对后来音节论诗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格律诗派在理论的探讨上则更加全面、系统、深入,涉及包括格式、音韵、节奏、声调、平仄、双声、叠韵等诸多因素在内的音节论诗学范畴,又较具体地讨论了新诗音节与传统汉语诗律的关系以及与英语诗律的部分关系。20年代的音节论诗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诗歌新旧体式的衔接与转换,直接影响了30年代包括诗歌音乐性问题在内的纯诗理论的广泛探讨。     

弗罗斯特对十四行诗传统形式的继承与突破

十四行诗是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艺术的集中体现.他并不赞成与他同时代的现代主叉诗人完全抛弃传统、一味求新求变的做法,强调继承诗歌传统,在传统范围内进行革新.在运用十四行诗这一饱受现代主义诗人诟病的古老诗体时,弗罗斯特对既有的诗歌形式进行了大胆地创新,主要表现在格律和韵式两个方面.     

新诗格律理论研究：进展与问题——以刘涛《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为例

现代格律诗学是现代诗学的核心和前沿问题之一,关涉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等相关理论问题。在新诗诞生后不久,格律体新诗便和自由诗一起成为新诗的两翼,在彼此竞争、相互依存中共同推进了新诗艺术的精进。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对现代格律诗学缺乏系统的研究。近年来,虽然有不少以现代格律诗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问世,但这些著述和论文的成绩却还不能尽如人意。其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多集中于某一时段或某几个诗人、学者的格律理论的研究,缺乏对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的整体把握,或者虽有心做贯通新诗史的研究,但限于见识和材料掌握的程度或者囿于门户之见,存在重要的遗漏甚至偏见、谬误;二是理论把握能力不足,对现代格律诗学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和范畴概念缺乏系统梳理与辨析,以致不但没有在理论上对现代格律诗学建设有所推进,甚而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概念的认识上从已取得的成果后退;三是问题意识不够,对现代格律诗学牵涉的现代诗学的一些根本问题缺乏意识和理解,更无庸说做出高屋建瓴的阐释;四是没有在文献掌握和发掘上下苦功。以刘涛新近出版的《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研究》为例,可探讨当下新诗格律理论研究在文献等方面的进展以及相关论述和判断上的不足。     

萨松名诗余光中译本之证伪及重译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是汉译诗中的佳句，源于英国当代著名战争诗人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的一首名诗，爱诗者对此诗之赏析与翻译可谓众说纷纭，各抒己见。经分析求证，百度网上所谓的余光中译文实属误传，乃冒名之作。通过查阅与研读国内外研究萨松其人其诗的文献，全面阐释了该诗内涵，并对比英汉诗歌的格律特征，重新翻译了全诗，以期对这首经典英诗提出有理有据的诠释及更为理想的译本。     

重审唐代应试诗的格律特征与历史定位

应试诗是由官方规范和倡导的诗体，唐代应试诗以五言六韵体为主，其格律特征因缺乏制度性记录而未能明确。通过对现存五百多首应试诗和两千多首五言六韵诗的统计发现，应试诗在句式、粘对、用韵、篇体等方面合律程度较高。唐代应试诗兼具齐梁格与律诗特征，是历代文人应试的研习标准，促进了格律诗的规范并丰富了近体诗体系。试律体不同于一般排律，应作为近体诗的基本样式而赋予其与律绝体同等之地位。重审应试诗的文本特征与实践探索，不仅能补足近体诗类型和完善其内涵，还有助于重新认识唐代诗律的生成演变与功能影响。     

用灵魂歌唱的诗人——读艾米莉·狄更生的诗

艾米莉·狄更生是现代美国诗歌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二十世纪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开山鼻祖。她的诗歌不仅自身泛着美玉般的色泽 ,而且也为诗歌的美设立了标准。她用明白易懂的语言塑造出各种鲜明的意象 ,使她对人生的感悟和反思跃然纸上。她是一位用灵魂歌唱的诗人。     

试析唐七绝、五绝、六绝的风格之异——以王昌龄《从军行》、王维《辋川集》、《田园乐》为例

绝句的三种基本体式--五绝、七绝和六绝,有着不同的风格特征.从字数看,七绝比五绝多了八个字,它可以使用更多的修饰语、语气词和叠词,字数和韵律节奏相关联.六绝的意义节奏大多与韵律节奏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