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困境、根源和出路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文学文体学视阈中的《别离辞·节哀》

玄学派领袖约翰.邓恩的诗歌多用"巧智"引起读者的玄思。其爱情诗智力与情感同构,对后世的影响跨越了时空界限。《别离辞.节哀》是邓恩早期著名的作品,也是英国玄学派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从文体学的角度对该诗加以分析,即从字位、音位、词汇、句法以及通篇所使用的修辞等五个层面剖析全诗,旨在为该诗的理解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论百年诗体格局的偏颇及成因

研究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格局,能够帮助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推动现代诗歌健康发展。百年中国诗体格局的偏颇,就是新旧诗体对立从而导致新诗独尊,而新诗又以自由化的强势使格律定型诗体难以发展,同时对新诗俗体的过分重视妨碍了文人唯美诗体建设,对诗质革新的过分重视和对诗体建设相对忽视则妨碍诗体生成的生态环境。这种诗体格局偏颇形成同新诗发生的社会环境、文化生态和诗学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师范高校古代汉语课中诗词格律教学的思考

师范高校古代汉语课中加强诗词格律教学，直接关系到中国古典诗词文化的传承发展、普及推广和开拓创新。在古代汉语课教授格律知识的基础上，增加格律诗词的写作教学内容，是增加学生的古代汉语语感的又一行之有效的方法。诗词格律自动检测课件，能解决格律方面的问题、帮助人们杜绝出律的诗词；网络上的诗词论坛则能帮助人们解决诗法和构思方面的...     

从格律与韵律谈英诗欣赏

英语诗歌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正如19世纪英国诗人阿诺德所说,在英国引以为荣的事物中,没有一件堪与英诗相比。格律诗是英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英语语言历史的产物。合理而巧妙地运用格律和韵律,可以使诗歌在音、形、意上达到完美的统一。本文分别从诗的格律、韵律与欣赏方面对英诗进行探析,以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阅读和欣赏英语诗歌。     

中国新诗格律化尝试--论赵朴初的"自度散曲"

赵朴初于诗、词、曲皆精,其中尤以曲传神.他笔下之曲,非一般意义上的散曲,而是一种既规范又自由的"自度散曲",既有传统散曲之韵味,又具新体诗之洒脱.可视之为一种新的格律诗.     

贞观诗坛宫廷诗格律的发展探察——以李世民为中心

格律诗的核心是重平仄,从这一核心出发,对以李世民为中心的贞观宫廷诗坛创作的五言八行体诗歌的平仄格律进行了梳理,由此探察了唐五言律诗格律形式的发展。     

牙含章对花儿的研究

牙含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他在以上这几个领域所做出的巨大理论贡献，在国内外理论界享有盛誉，是大家所熟知的，鲜为人知的是，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曾经进行过花儿的搜集整理，并开创了花儿的理论性研究，他从花儿的丰富的文学内容和绚丽的音乐形象两个方面，对花儿渊源、流派、格律、语言结构、音乐特征、演唱形式进行了深人的研究，     

小帆汉俳创作论

作为中国新诗里最年轻的体裁,汉俳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当代汉俳作者小帆的创作,既洋溢着典雅和谐、重视自然风物的日俳遗风,也继承了语言凝练、意境隽永的中国诗歌传统,在尊重格律的基础上进行了富有现代意味的创新,开拓了汉俳的创作范围,使俳句这一古老的诗歌体式以全新的姿态切入当代生活。通过对小帆汉俳作品的梳理分析,对其汉俳创作的情感表达和艺术风格作一番论述,并进一步探究汉俳对中国新诗创作和发展的独特贡献。     

论陈梦家诗歌理论的历史地位

陈梦家是后期新月诗派中的健将和代表人物。他上承格律诗派的余绪，下开现代诗风的先河，以其富有卓识的诗歌理论很好地完成了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史上的重要转折。他的主要贡献是在重视新诗格律的同时，对格律的要求提得更为宽泛；并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中界定诗歌美的本质；他强调诗的内在意蕴，从而对消极浪漫主义的卖弱诗风有所匡正；他还注意吸收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创作经验，不断拓展中国新诗的表现手法，使新诗成为，个深受人们欢迎的艺术品种。虽然，他的某些理论未必尽会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但却合于那个时代的诗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