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戏剧化”言说中口语的诗化策略

口语是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资源的一部分,但芜杂、粗糙、通俗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具天然的诗意。整体考察现代诗歌戏剧化言说中口语入诗的风格或策略,可以得出三种诗化途径:一是新月诗人用他们的格律化追求对诗中戏剧化情境中的口语铸以诗之形(包括节奏、声音等音乐性),音律确保了口语在诗中的韵味;二是卞之琳把口语置于隐含人生哲学态度、具有禅思冥想意味的虚化意境式戏剧化场景当中,对口语赋以诗之味,提升口语的诗意;三是如翟永明、臧棣、孙文波等1990年代以来的优秀诗人那样创设特异的语境,挖掘口语的潜力,文本中的戏剧化场景使口语产生新的语义编码,赋予口语以诗之思。     

论格律的回归与美国“新形式主义”诗歌

以格律的回归为标志的“新形式主义”诗歌是美国８０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本文拟对该诗派的主要理论进行介绍,对其对手所提出的所谓“新形式主义”诗歌是“右倾”的、“非美国”的观点进行批驳,并对逐渐堕落的自由诗的现状予以分析和批判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论中国古代诗歌多为短制的文化成因

中国古代诗歌多为短制,其文化成因主要有:传统文化重德性,重抒写社会情怀,少把生活当故事来叙写;"诗"与"史"的分野;"言志说"与"缘情说"的理论主张;诗歌自身的声韵格律化的趋势;以含蓄为贵的审美取向等.     

翻译美学视角下《大中华文库.楚辞》英译研究简

《楚辞》是我国诗歌的源头之一,但其英译研究相对滞后于其他经典作品。从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翻译关学角度研究《楚辞》英译是可行且有意义的。翻译美学涉及神似和形似这对美学命题,具体内容涉及意象、意境、格律及风格等诸多方面。从卓振英译的《大中华文库·楚辞》中看出,“以诗译诗”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为了全值再现原诗所蕴含的美,译者应该采取诗化译法。     

艾青与新诗诗体建设--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之二)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滞后,诗体危机是目前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反对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追求音乐性。新诗应当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大力发展现代格律诗,创建诗坛合理生态。这是艾青的诗歌探索历程给新诗诗体建设课题的启示。     

略论词产生于盛唐宫廷——关于词的起源、界说和发生

词的起源不明,主要源于对词的界说混乱.词应是发生于盛唐宫廷,由李白首先创制,后来者依照词牌创作的以近体诗格律化定型的声乐歌词.词体的形成,既是历史某个瞬间(天宝初年)飞跃突变的结果,又有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包括词乐的演变形成史,近体诗、乐府与声诗的演变史.以及词体在由个人创制之后被词本体接纳并定型的发生史.从诗歌演变的角度来说,是建安以来乐府诗和近体诗整合的果实;从词乐的角度来说,是宫廷音乐和音乐消费形式变革的产物.     

新诗散文化的理论误区与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性

中国现代新诗创作长期以来忽视自身理论建设,片面强调口语化、散文化,而反对新诗的格律化和规范化。这种倾向阻碍新诗的发展和成熟,是新诗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误区。     

音韵格律在文学传播中的媒介作用

音韵格律对文学传播的作用不容忽视,古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一些先秦古籍,之所以能流传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音乐和音乐格律的应用;诗词格律自觉以后,音韵格律对诗歌的传播作用更为明显;在小说传播中,小说中的韵文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文具体分析了音韵格律在文学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了其存在的必然性。     

黄庭坚诗歌形式观的再探讨——兼论形式化乐论对其诗学思想的影响

作为江西诗派的中坚,黄庭坚在宋代文学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以贬谪黔南为界,黄庭坚诗歌形式观由重视文学之"格律"变为遵奉音乐之"律吕",而其诗美理想亦相应的由"奇崛"之美突进为"老朴"之美。鉴于宋代尚未断绝的音乐文学传统,使得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仍十分密切,从音乐以及乐论的整体技术化、形式化的角度去探究黄庭坚形式观的演变及其美学意蕴,对于理解宋代美学、文学思想的变迁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