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义

女性乡土叙事是新世纪头十年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一股崭新的创作潮流。其表现形态、文化意蕴,与以往的女性文学,或以男作家为创作主体的"乡土文学",都有很大差异。一方面,它将性别意识带入一向由男性垄断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乡土经验,提示乡土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将乡土/底层经验带入女性文学中,提示女性经验的复数形态。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标志着女性写作的转型,但转型不等于放弃性别立场,而是超越性别书写性别,将性别视阈引向广阔的乡村生活领域,在性别与乡土的互动中构筑了乡土叙事的别样空间。这对于新世纪女性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未来走向都具有前瞻性意义。     

集体记忆与历史书写——基于寿县清真寺的考察

文献记载和口头叙述安徽寿县清真寺修建年代多为明天启年间,但通过梳理当地流传的与修建清真寺相关的“王老贤上北京”、修建清真寺过程中引起的“高度之争”的历史记忆、“关公显灵退流贼”等传说,结合笔者田野调查,考证出当地清真寺修建年代为康熙年间。文章进而指出人们关于清真寺修建年代错误记忆,乃是历史书写过程中的历史心性造成的,这些传说和历史记忆反映了寿春镇“过去”的知识和社会结构、认同体系、权力关系等情况。     

海外苗族英语文学的里程碑——《梦回家园:一部苗族家庭回忆录》读评

美国苗族女作家杨嘉莉的获奖英语纪实文学作品《梦回家园:一部苗族家庭回忆录》讲述了一个苗族家庭从老挝丛林到泰国难民营再迁移美国的历程,书写了海外苗族裔群体的流散经历。作者通过家族历史反映了族群移民历史并通过文学叙事构建了"正史"之外的历史。     

宋前黄鹤楼兴废考

黄鹤楼始建于东吴黄武二年,原是军用的哨楼。到南北朝时代,黄鹤楼渐成名楼。陈代诗人张正见的《临高台》是文学史上第一首书写黄鹤楼的诗篇。唐五代时期,黄鹤楼一直是文士的宴游之所,从盛唐的李白、中唐的白居易、元稹到晚唐的皮日休,都曾在黄鹤楼宴游。北宋时期,黄鹤楼一直完好无损,宋初王钦若和北宋后期的徐兢诞生于黄鹤楼。张咏、贺铸等诗人词客更常登临黄鹤楼赋咏。直到南宋初年李纲和岳飞还曾登楼抒怀。南宋中期,黄鹤楼毁圮不存。但南宋后期,黄鹤楼又经复建,再展雄姿。游仪、周弼等人都曾登楼赋诗填词,一时脍炙人口。     

荒草书写与诗性正义——论杨键的水墨

<正>水墨,自从晚明开始,已经被一种苦涩的味道所渗透。在元代,尽管有着外族入侵,但文人们还是在宗教,尤其是道教那里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无论是黄公望还是倪瓒,哪怕是王蒙,都与道教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艺术作品上也可以看到:黄公望山水画上的矾头其实就是生命修炼的丹台——就是向着天空敞开的一块洁净之地;倪瓒"一河两岸"式的构图中间的空白也是心性的洁净,更不要说他自己的洁癖了。但是     

方学渐心学的理论特质及其困境——兼论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的思想主旨

黄宗羲在其名著《明儒学案》中将泰州学派的学风概括为"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狂禅化和异端化.但是,《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所收人物并非全部都能归入此类学风,甚至有些思想家是以反对狂禅学风著称的,方学渐即为其中典型.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史书写方式,其实蕴涵着黄宗羲深刻的哲学洞见.通过将方学渐心学置于中晚明阳明学核心问题中考察其思...     

江南女作家传统民俗技艺书写的美学解读

传统民俗技艺是指民间传承下来的技艺。江南传统民俗技艺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江南女作家地域书写的聚焦点。王安忆、王旭烽、范小青等江南女作家对具有江南地域特色的刺绣、建筑、茶道、评弹等传统民俗技艺进行文学书写,既描摹了江南特色的器物风貌与美学品格,又揭示了地域传统民俗技艺的精神内涵与文化底蕴,展现其独特的传统文化特征与文学审美价值,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比较视野下的历史书写及其形态--以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为中心

当下对于“历史”概念的理解,并非全指历史学视野中的历史,还应涵盖文学、美学语境下的“历史”;根据所涉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具体文本情境,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书写形态,即“文革书写”、家族书写和加华史书写;这三种历史书写形态,在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裔文学、中国本土文学等文学语境的综合参照下,呈现出中既传承又变异的特征。具体来说,“文革书写”蕴含“隔洋视角”,并由此在文本中生成离散语境;家族书写除具有传统中国文学中的特指性与历时性特征外,又含有跨界性与未来性特征;加华史书写因历史时空的阻断与隔离,与前两种书写形式相比,脱离了这种主观式的俗套,最大可能性地接近于“不即不离”的艺术理想。     

“闽南”爱情故事的“日本印记”——从梨园戏《陈三、五娘》到佐藤春夫的小说《星》

美丽的闽南戏曲爱情故事《陈三、五娘》被日本文人作家佐藤春夫改写成了小说《星》,由此打上了独特的"日本印记":既因为受日本明治以来"脱亚入欧"思想价值观的影响而形成了"殖民书写",又因受日本"私小说"传统等时代审美观念的影响而呈现出"佐藤风格"。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看,《星》对《陈三、五娘》的改编典型地体现了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过滤"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