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梅尧臣与宋诗的关系

梅尧臣作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是定论。梅氏何以成为宋诗鼻祖，诸大家并未详论，后世学人多沿此说，亦未加深辨。仔细检视宋初诗坛，梅尧臣成为宋诗祖师，既是文运使然，又与个人努力、文友力推关系密切，而最关键因素则是梅氏一改宋初白体、晚唐和西昆体诗模拟矫饰、回避现实的浮靡习气，以平淡恰切的诗风抒写宋初的社会现实，开创并树立了有宋诗歌典范的艺术风格。     

孟郊、梅尧臣穷苦之吟异同论

孟郊、梅尧臣诗中的穷苦之吟主要包括仕途的失意和政治理想未能实现的苦恼以及生活的饥寒贫苦等方面的内容。其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坚守儒家的道德人格,不同之处则表现在艺术风貌、情感基调及由此反映出的人生态度上。这些差异的产生,与二者所处时代及文化背景、主体自身个性和生活境况的不同等有着密切联系,从中也折射出唐宋诗风神以及唐宋士人在面对挫折时心态与精神追求的差异。     

论欧梅唱和诗的创作动机

"以韵相挑,示才过人"的竞争心理和相互学习、相互追慕的崇拜心理,决定了欧阳修与梅尧臣唱和诗在题材内容、形式技巧上创新求奇的创作动机。欧梅唱和双方的互动效应和运行机制成为宋诗新质生成的重要内驱力,导引着宋诗向重议论、讲才学、散文化的方向发展。     

梅尧臣的"平淡"论

宋初杰出诗人梅尧臣的作品以"平淡"著称,他自己也曾提出"平淡"的主张,并以这一艺术追求进行创作,写出了大量的风格平淡的现实主义诗作,为扭转宋初浮靡诗风做出了贡献,也是欧阳修"宋诗革新"运动的先导.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补正(一)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一《同尹子渐王几道访郭生别墅不遇》诗中"王几道",夏敬观先生注云:"《欧阳文忠公集书简》有《与王几道》一通,小注‘名复’。厉鹗《宋诗纪事》引《明道杂志》王复《题洛阳大字院》断句,题‘洛人,乡贡进士,官典郡正郎’。范仲淹《尚书度支郎中充天章阁待制知陕州军府事王公墓志铭》:王质字子野,幼子     

梅尧臣的诗歌创作及其与杜诗的关系

梅尧臣诗歌风格多样,但总体尚可以“平淡”概括.从诗歌创作看,梅尧臣诗歌多写秽恶琐屑之物,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诗歌的美感.梅尧臣推崇杜诗,在诗歌内容上关注国事和民生,使用杜诗典故,注重诗句锤炼,也使用杜诗中常用的句法.他的诗歌总体上并不学杜,但明显受到了杜诗的影响.     

梅尧臣山水诗叙事性研究

中国古典山水诗的发展历程蕴含有一条清晰的叙事性线索,尤其是入宋以后,山水诗的叙事性得以全面彰显。事件过程、自然情节、逻辑思理三大叙事表征在宋代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作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正是推动山水诗入宋以后取得叙事性前进的重要诗人,他的山水诗在诗题诗序、结构章法、时序时距、散文趋向等方面倶体现出了鲜明的叙事因子,是宋代山水诗叙事性发展之典型。      

姚永概宗梅诗学论

晚清民国桐城派的重要诗人姚永概继承姚鼐"熔铸唐宋"的诗学传统,于唐宋诸家多所取法,其中对梅尧臣的极力推崇格外引人注目。姚氏对宛陵诗的兴趣,应是缘于友人郑孝胥、陈衍及夏敬观的启发。桐城诗派提倡真性情而反对模拟,梅诗以其"真面目"开启有宋一代诗风,正可作为晚清民国桐城派的范本;梅诗于平淡中见枯涩、劲峭、老健,与姚永概力图改变其时桐城派重奇崛而轻平易的倾向,力图融阳刚与阴柔于一体的诗学观念相契合;梅尧臣主张诗应"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其诗亦如食橄榄有不尽之意,这也为姚永概抵制其时诗坛上艰涩的宗黄诗风及浅露的白话诗风提供了理论依据。姚氏诗学宗梅,既是晚清民国桐城诗派的必然选择,也与晚近诗坛发展的内在理路相一致。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补正(二)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四第64页《任适尉乌程》诗中"任适",夏敬观先生、朱东润先生注引欧阳修《与谢舍人绛书》仅见其名,而未详其人。除梅诗、欧文外,考之《宋史》、《长编》、《宋会要辑稿》、方志等史籍,俱不见任适生平事迹。今按《邵氏闻见录》卷一六"河南任氏"条载任适本末甚详,可补史籍之缺。任适本为慈溪县令宁直     

我心岂是限南北美好未必须深红——论梅尧臣诗歌中的植物情结

梅尧臣对植物题材的描写不仅表现在其罗列的众多植物品类上,同时他的躬耕亲植也成为诗集中的常见主题。在"尚奇"心理的引导下,诗人对自然、时令、奇异物种与现象的观察显得尤为敏锐,这种有意而为的抒写其实透露着关于身世、交友及爱情的太多的情感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