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心理弹性思想及机制探微

心理弹性是指个体遭受挫折后能够忍受和排解挫折的程度,即个体适应挫折、抗御和对付挫折的过程,是人类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心理品质。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弹性维度主要包括逆境认知能力、自我控制、坚持和自强、超越自我、追求理想等。其蕴含的心理机制主要体现在:逆境认知能力——体现个体对逆境的认知,理解逆境存在的必然性;自我控制——控制自己的欲望、需求、冲动、情绪或行为意图,是对自身行为的合理调节;坚持和自强——体现个体奋斗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容忍力——接受现实,不断努力;超越自我——态度平和,获得心灵上的自由;追求理想——激励个体不断进取。     

问题类型划分方法视野下的犯罪概念研究

在问题类型划分方法的视野下,犯罪概念问题应该属于纯粹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但刑法学界以往有关犯罪概念的讨论却大多将其作为刑法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由于未能妥当确定犯罪概念的问题类型,从而使学界有关犯罪概念的讨论未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学术共识。作为纯粹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混合犯罪概念不存在被替代的必要性,而犯罪概念也不应被规定在刑法典中。     

"舆地"与"官制"之"合宜":雍乾时期西北边疆经略与河西走廊军政建制演变(1724-1773)

雍乾时期,因为对准噶尔军事斗争的需要和西域新疆的开辟,河西走廊军政建制经历了数次较大的调整,一方面是河西走廊各卫所改置州县,实行与内地划一的督抚州县制,另一方面是河西走廊驻防军事体系的重大调整,部分驻防旗营分防新疆,参与西域新疆屯戍.河西走廊在西北边防体系中地位的变化和西域新疆的开辟是推动军政建制演变的主要动力,对准噶尔的军事斗争需要是推动建制演变的次要力量,河西走廊军政建制调整演变是上述力量合力推动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跨界民族问题的形成与历史演变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跨界民族问题的生成、发展和演变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存在着既相互联系又互有区别的问题领域。总的看来，国际环境转换和外部势力的推动是我国跨界民族问题生成的主要根源；边疆跨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相对滞后和跨界民族形成过程中历史问题的现实投射是其客观诱因。综合考察历史与现实、国际和国内因素，构建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的内政与外交政策体系，应是未来我国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的努力方向。     

现行规范汉字中的不和谐现象产生的原因

现行规范汉字中读音、形体和意义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和谐现象。读音不和谐现象的产生,是由于语音的发展、中断的变化、方言的影响、异读的结果、声符不能准确表音等原因造成的。形体不和谐现象,是同源分合、形体演变、整理不当、偏旁作用降低等造成的结果。意义不和谐现象产生的原因,有意义变化、意义偶合、同源分化、同音假借、义符不明等。     

关于“爱情、婚姻”的概念隐喻

以＂爱情、婚姻＂概念隐喻为例,从体验哲学、认知心理学角度探讨概念隐喻、映射理论及其认知和思维过程,把爱情和婚姻概念联系起来,作较深入的分析,透视概念隐喻隐匿于语言形式后面的心理认知过程、在语言中投射的表现及生活中由其扩展出的其他抽象概念。同时揭示了隐喻概念的体验性、派生性及形成机制。     

维吾尔谚语中的“水”与“火”意象

文章以维吾尔谚语为切入点,说明其中展现的维吾尔民众对于"水"与"火"的原初意象,在此基础上揭示人们如何借助这一具体认知工具,逐步认识身边抽象的事物和概念,衍生出一系列与"水"、"火"有关的隐喻,进而运用"概念整合"理论解释这一认知机制。     

论元杂剧中的“小人”形象

作为有元一代文学的代表——元杂剧,为我们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有正面的君子,也有反面的"小人"。元杂剧中的公案剧和爱情婚姻剧中的"小人"形象众多,贪官污吏,权势豪绅,地痞无赖,毒妇等等"小人"层出不穷,有贪财的、有贪色的、有贪权的,产生在元代社会大环境中的这些"小人"也必然有其特殊性。     

互联网时代的四十不惑

正我们的焦虑既来自于年龄,也来自一日千里瞬息万变的互联网科技。步入O2O时代,传统营销人容易一下子找不着北,不知道该学什么,也不知道该学谁。因为市场改变不是一点点,而是大颠覆。都说四十不惑,作为上世纪70年代生人的职业经理人,我最近与同一拨做传统制造业的高管朋友聊天,感觉大家都有种莫名的焦虑,甚至有人还隐隐约约有一丝恐惧。为什么会这样?焦虑来自哪里?年过四十该怎么办?我想,焦虑既来自于年龄,也来自现在一日千里瞬息万变的互联网科技。     

同意观念的历史谱系与当代困境

通过提出明示同意与默示同意这两个不同的同意概念并强调有别于集体同意之个体同意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对默示同意的分析和说明，洛克使得近代意义上的同意理论逐渐浮出水面。同意理论在颠覆君权神授理论、确认人民主权思想的过程中有着无可置疑的历史价值。虽然在现当代，同意理论因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诟病而逐渐步入困境，但同意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强调政府及政府行为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这一点，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政治秩序的合法构建来说仍然具有极为重要且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