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新反人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时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     

自然权利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转向

欧洲近代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早产生于英国,对于“自然权利”问题的关注成为其产生和发展理论的起点。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理论正是以自然权利为依据从人的角度来界说国家和政府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法性,这可以说是近代政治哲学发展中从理论上或观念上摆脱神学-政治的最初努力。     

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和"东方战争"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英国和沙皇俄国之间在土耳其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是产生"东方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每当欧洲革命风暴平息下来后,就会产生所谓"东方问题";这个问题都要留待欧洲革命来解决.他们还指出,美、法的"绥靖"政策及活动,是导致战争初期土耳其军事上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东方战争的结束不仅未使西方列强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得以解决,而且还孕育着新的、更尖锐的矛盾.     

欧洲文艺复兴的引介与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

欧洲文艺复兴的传播,对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末,文艺复兴思想与民族主义同步传播,促使民族复兴观念萌生;民初,文艺复兴的先导作用,示范"五四一代"从思想文化入手寻求复兴之路;三四十年代,以欧洲文艺复兴为参照探讨"中国的文艺复兴",成为民族复兴思潮的重要内容。欧洲文艺复兴对民族复兴思想的影响,主要包括促进民族复兴概念定型、促使民族复兴思想聚焦文化复兴、催发白话文运动及推动传统观念的现代转换等。近代先哲提出了"清学文艺复兴"说、"五四文艺复兴"说、"宋学文艺复兴"说等观点,以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走向的期许与愿景。民族复兴是以文艺复兴为先导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是传承与创新、守护与开放的统一。     

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的收入分配问题再思考?

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后,中国迫切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收入分配由社会物质生产和劳动分工决定。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工资收入水平,因此,一味地强调收入分配平等,最终将损害社会整体福利。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并不是实现共同富裕,而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是每个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决斗——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毒瘤

决斗兴起的原因 许多人认为,决斗来自公元初年,是在欧洲的野蛮国度中非常风行的一种好斗习气。因为那时没有法律和仲裁,要想解决争端,只有看谁的拳头更坚硬,谁的刀剑更锋利!     

网络领域里的“欧洲之星”——雷纳托·索鲁

说起意大利的撒丁岛,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那风光旖旎的海滨和宽阔迷人的沙滩,而很少有人将它同高科技联系在一起。然而,就在这个面积2．4万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却造就了一个敢于冒险和向传统的产业挑战、在科技创新方面名扬整个欧洲大陆的网络企业家。他就是意大利电信和因特网服务商蒂斯卡里(TISCALI)集团的总裁兼常务董事雷纳托·索鲁。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比较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生成于不同时期,植根于不同土壤,二者既有一些共同之处,又有不少差异。对其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两个运动各自特性的认识。其共同点是：（一）对传统的批判与重建;（二）倡导文学革命;（三）抨击封建权威思想;（四）呼唤人性的复苏,倡导个人的解放。其不同点是：（一）背景不同;（二）影响力不同;（三）带来的后果不同。     

军事创新与近代欧洲的政治发展--一项军事社会学的考察

本文从军事社会学的视角,考察了中世纪后期及近代的军事创新对近代欧洲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认为军事上的创新(包括技术和组织),及其所带来的战争的变化成为近代欧洲社会转型的内驱力之一,它全面地参与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成为塑造现代性的重要变量.     

“截断众流”与“中西互释”——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两个问题的讨论

在近百年间被归于中国哲学这个大题目下的研究内容中间,存在两个可称为“截断众流”和“中西互释”普遍方法,但相关的学者在运用的当中却缺乏针对它们的清晰论说与系统反思,本文就希望较全面澄清这两方面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前一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哲学史前史的认识：一个动态的思维变迁过程并不等于一幅静态的社会历史图景,如果希望完成一部完整的学术史,现在有必要为中国哲学添补一段“史前史”而不是求助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决定论,但这一工作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人来讲却仍困难重重。至于第二个问题因关涉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合法性显得更加重要,至今为止的种种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阐述都缺乏可靠依据,我们不能保证已经获得了贯通中西学术的统一标准,比照佛学入中土时所经历的“格义”过程,也许会对我们理解现在西方哲学的传入有所帮助,我们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取得足够的谈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话语,或另辟蹊径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国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