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承认视野中的生态正义

彼得.温茨以"同心圆"框架喻示了一种以亲密性为间距的正义论,并将之付诸于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有着重大价值的生态正义理论,但其中的问题在于对社会结构的群体划分仍然不明确。从承认正义的多元认同出发,把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因素理解成为一个整体,倒是能为生态正义的社会实现提供当代性的清晰视角。     

学术发展、学术批评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从陈寅恪、王宗炎、郑天挺三位先生的三句话说起

陈寅恪、王宗炎、郑天挺三位先生的三句话从不同角度谈到了学术问题：一是学术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不同步;二是独立思考和学术批评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三是学者应该有社会担当,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成为学者的当然追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检察工作中的深化与拓展——以检察文化建设为视角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检察文化建设的根本指针,检察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有效载体,两者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检察工作中深化与拓展的最终归宿是: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核心要求的检察文化的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检察工作中深化与拓展的基本路径是通过检察文化建设实现司法理念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的转化,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相统一、协作与监督相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案件数量与案件质量相统一。     

论亚里士多德的公道观--公道与正义的对比

亚里士多德的“公道”蕴含了正义与仁爱,实现了道德上的情与法律上的理的统一。而公道行为的判断根据意愿,公道的品质和公道之人的判断则基于意愿、行为。这种公道避免只遵循法律程序的弊端。在裁判中可纠正程序的错误。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公道观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调和的雏形,它同时又体现了中庸．同当代“公道处于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中间”相似．但这在实际中无法达到,因为只有行公道者倾向于他向,才能实现这种公道。     

中西法律思想中法律与道德关系比较研究——兼论中国程序正义的理性选择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学问题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比探讨中国与西方在法律与道德关系研究上所持的不同的理论观点,提出应从制度层面上将人类的道德理想与原则外化为法律规范。同时,强调程序的重要性和公开性,从而为实现中国司法实践中真正意义上的程序正义提供良好的法制现代化环境。     

论构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体系的价值立场与基本原则

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理论话语存在着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思潮、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思潮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红绿"思潮。"深绿"和"浅绿"思潮由于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维度,单纯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客观上推卸了资本对全球生态治理应尽的责任,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话语";红绿"思潮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是一种"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从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看,存在着"深绿"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研究范式"、浅绿"思潮的现代主义研究范式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建构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话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秉承"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维护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既作为一种发展观指导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又作为一种境界论以促进全球生态治理。     

以裁量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司法判决的说理性不足,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与社会道德价值相冲突,法官滥用、怠用自由裁量权以及在裁量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都会引发公众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公平性、合理性的质疑。裁量正义是建构司法公信力的内在基础。以裁量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要求法官合理运用司法技术,强化裁量的说理性;推进案例指导制度和智慧法院建设,强化司法公开;实现司法裁量和社会正义理念的良性互动,强化法官裁量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社会正义维度

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主体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要使农村社会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就必须在当下的建设及将来的运行过程中遵循社会正义的原则。从我国的实际来看,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社会的不公正和体制的不平等,将农村社会真正纳入社会正义维度,将有助于彻底解决困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问题。     

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

近代政治文明体系是在利益与利益的较量、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权力与权力的制约中形成的。利益、权利与权力诸要素并非欧关所独有。然而唯有基督教文明主导的欧美世界,以及欧美世界强力引导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才发育出了相对良性运行的宪政民主制度。基督教律法与恩典的整全关系,构成了西方宪政理论的逻辑起点：以新教（抗议宗）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会,以清教徒为主体,所开展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则让这种法治伦理具备基本的动员能力、群众基础和组织资源。基督教既持善一元论,又持正义一元论。作为宪政国家的伦理结构,善一元论与正义一元论的分野．促使开放社会形成了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是对价值多元论谬误的一个纠正。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论证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的重要性。由法政史学这门跨专业学科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解读范式,以基督教神学和政治哲学为起点,可以延伸到政治科学和管理科学中去．能完整解答类似疑问：缘何立宪时代的美国没有多少政治哲学大师．却成功建立了宪政民主超级大国的社会与制度基础。     

正义一元论：是对价值的僭政还是对历史的回归？——兼与张铭先生和沈阳先生商榷

2009年7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发表了沈阳先生《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后。张铭教授随即在该刊9月学术评论卷发表了与沈阳,先生商榷的文章。这组文章逐步将正义一元论的话题引向更为广阔和更为深远的对话场域中。围绕着基督教正义观、欧关宪政制度生成的历史性这个话题的争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两代人间的对话,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深深的关切和理解。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到今天,在政治学者的思维方式上发生的一次深刻转变。本文认为,张先生的商榷,指出了部分病症,却没有给出合适的药方;可以说,正义一元论是对价值僭越的批判,是对历史事实的回归。而要真正防止极权政治,对多元价值论的批判和反思、对小共同体价值的法治化保守与引导才是正当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