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儒对话的几点认识——在新加坡“儒学与宗教”研讨会的演讲

正17世纪,或谓明清之际百余年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期,西方文化东渐,中土文化西被。此时期近百名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或译或撰出版了数百种宣扬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书籍,自周秦以来中国士人大一统的"天下观"垮塌了,被动地接受了意大利人利马窦的《万国舆地图志》里的"世界观"。"世界"一词,虽最早为佛教用典,但被西人借用已有另一意义。传统中土的"天下"与西人的"世界"构成不同的人文品质,体现着中西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当时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熟悉那个陌生的"世界"?至少,有一个人群     

文人书画起源问题研究

文人书画艺术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成果的集中展示形式之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书画艺术的健康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书画艺术同源发展,但文人之书与文人之画的发展却有先后之别。文人书画的出现与封建经济的发 展,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士人阶层的出现,篆刻艺术的发展,新材料的运用,审美观念的变革等均密切相关。探索文人书画 的起源对于正确认识文人书画的是非功过,特别是对现当代各级美术教育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庆历士人的文学不朽观

北宋庆历士人对人生如何不朽、文学如何不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他们看来,人的生死就像花草树木一样最终都将化为泥土和灰烬,只有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才能实现人生的不朽。庆历士人充分肯定文学创作在人生不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文学不朽的根本在于道义,同时还须具备一定的辞采和独创性。这样的文学不朽观不仅奠定北宋古文复兴的基础,而且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两晋时期士人“仕而不事”心态剖析——以《庄子注》为中心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士人的座右铭.但是,《庄子注》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主张:仕而不事,即士人可以出仕做官,但不能有做官之心,更不该有做官之事.导致这种消极思想产生的客观原因是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主观原因是作者的宿命心理.这表明,政治败坏和宿命心理是部分知识分子疏离政治的主要原因.     

人才的精神传承与当代意蕴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士人精神逐渐潜隐,且没有可替代的精神资源,由此出现了人才在价值追求上的精神困境,造成一些人才追逐"权"与"利"的现象。重新认识和继承士人精神,有助于在人生目标与人格尊严两方面实现我国人才的自我超越。对于我国人才队伍建设而言,外则应营造宽容的政治环境,内则应涵养现代士人精神。     

宋代士人心态的解读——以宋代昭君诗为例

昭君出寒是历代诗人乐于吟咏的题材,两宋共有近八十位作家创作了吟咏昭君的诗作一百三十余首。这些诗作寄托了宋代土人各自的人生感慨,从中可解读出他们精忠报国的热忱、怀才不遇的悲愤、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及人生无常的叹惋等各种不同的心态。     

言意之辨与隐秀之象——论正始诗歌的意象表现特征

正始诗歌中的意象表现,深受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隐秀之象”。“隐秀之象”的特征为圆融会通与圆融蕴藉,前者既有象征意义,又不拘泥于某一确指之义;后者则既有所指,却又不明示,表现为委婉、含蓄、朦胧而多义。正始名士重“意”,主张“得意忘象”,但亦不绝弃“象”,而是要求“寻象以观意”,从而形成诗歌创作中意象融合、形神互济的表达方式,即在形象的描写中,追求意的深邃以及神的远邈     

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宋代官员、士人经商探因

宋代官员、士人经商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法制、思想等诸多原因。在制度经济学视域下,把士人营商的诸多因素放在一个有机的理论框架内加以分析:在内在制度方面,义利观念约束的减弱、本末观的嬗变及士人心理上的无奈与彷徨促成了士人营商行为的增多;从外在制度来说,官僚制度及官、职、差遣分离机制,政府土地政策及专卖制度,看似严厉实则宽松的法制均是官员士人投身于商海的诱因。宋代士人经商之所以大行其道,是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的:一是制约士人阶层经商的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的有效性较低。     

北魏道武帝对汉士人的任用

道武自立国后,积极延纳汉士人,随才任用,汉士人在北魏仿汉制建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有的汉士人权力一度显要,在政权结构中有一定影响力。但当时军事为根本,汉士人在军国大事决策中不起多大作用,在军事方面更几乎无所作为,只是拓跋政权的附庸,所以不能对汉士人的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二者之间有矛盾,但不能夸大,有的仅是个人性的。利益一致性之处使他们有合作,但仅仅是潜层次的。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