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教父只做一件事

正没有谁能像柳传志一样对中国的企业家施加如此多的影响了。在他参加的3个俱乐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关村管委会顾问委员会和泰山会中,涵盖了当今中国最知名的企业家,这些互联网商业帝国的领导者或是地产巨鳄的创始人位于这个国家经济脉搏的中心,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与财富无可匹敌。但他们仍然需要聆听这位69岁老人的教谕,关于进退、荣辱或是妥协。     

受贿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研究

斡旋受贿中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受贿人利用自己职务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可交换关系;受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应当包括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和通过行贿手段获得的不确定的、竞争性的利益;国家工作人员离退休后不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全球正义的悖论解析——从满足需要与尊重权益的鲜明反差谈起

西方学界往往倾向于将"平等满足每个人基本需要"的原则说成全球正义的核心诉求,甚至把它与"平等尊重每个人基本权益"的原则等同起来,结果陷入了悖论。其实,只有尊重权益的人际平等才是唯一具有终极性至上意义、不惜一切代价都必须维护的底线平等。按照正当对善的实质优先性,我们只有在不可害人、尊重权益的正义底线上追求满足所有人基本需要的良善目标,才是既符合正义又真正高尚的,不会引发自败的效应。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     

论沉默权的价值

沉默权是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其价值体现在 :它可以增强辩方的防御能力 ,是形式上保持控辩双方对抗格局的重要因素 ,有利于维护刑事诉讼构造平衡 ;有助于刑事诉讼公正、科学、文明地进行 ;也有助于发现事实真相。沉默权不仅有其程序性价值 ,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对人格尊严的极大尊重 ,沉默权制度是刑事司法中最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     

论行政案卷排他原则的运作原理——正当行政程序的保障机制

行政案卷排他原则的运作必须以下列三个条件为前提,即保障相对人主体地位的正当行政程序,由客观事实到法律事实,看得见的程序真相.在此基础上,行政案卷排他原则通过排斥正当程序以外的因素对行政行为起作用,同时过滤、净化程序中的事实因素和法律因素,从而避免行政程序成为一种形式、摆设,甚至是骗局,最终保障行政行为是程序自然而然的结果.同时,案卷排他也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得以切实行使,并使相对人行使的程序权利延续到行政行为中,从而使相对人的主体地位和人格尊严得以实现,相对人的程序权利得以保障.     

个人信息保护与刑法干预的正当性——兼评《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

相对于国家信息与社会信息的刑法保护而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尚处于缺失的状态。为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性,《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但是,围绕个人信息保护,引发了众多的争议,如“人肉搜索”是否入罪？鉴于此,我们从刑法干预的正当化根据出发,认为,个人信息安全是刑法介入个人信息保护的价值诉求,进而对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提出了建设性的构想。     

论刑事违法所得的认定与追缴

刑事违法所得,是指犯罪行为人因犯罪行为而获得的经济性利益的增长.完善我国刑事违法所得的认定与追缴,应以惩罚犯罪和人权保障为指向,明确违法所得的内涵与外延、规范违法所得的计算原则、明确适用追缴的司法机关、促进追缴程序的正当化、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个体理性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说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理性.理性是有关公民个人道德能力的前提假定.在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有关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论证,完全依赖于个人是理性自律的道德主体这一假定.公共理性在本质上是公民个体理性正当运用的结果,并不是在个体理性之外存在着一个公共理性.公共生活的目的不是使公共利益或者公共善实现最大化,而是使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合理满足.优良的社会生活有赖于每个公民的道德努力.     

澳大利亚拿“力拓案”和“疆独”头目说事——中国内政不容干涉

2009年7月5日,澳大利亚力拓集团上海办事处的4名员工胡士泰、刘才魁、王勇、葛民强在上海被刑拘。其中胡士泰为澳籍华人,是力拓集团上海办事处总经理。4天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证实,2009年以来,在中外进出口铁矿石谈判期间,胡士泰等人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商业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