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国共两党三次秘密和谈始末

章士钊请缨出使，蒋介石欲行又止，50年代中期，台湾的社会政治局势逐步稳定，岛内人民期望和平。另外，自1953年韩战交战各方达成停战协议后，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又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使一度紧张的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与此同时，中共也开始致力于大陆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在此情况下，中共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方针。     

武汉会战决策

武汉会战这场抗战史上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粉碎了日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也鼓舞了全国抗战的热情。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少将高参、后曾协助薛岳取得第三次长沙大捷的赵子岳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的战略决策：“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仅在武汉城内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的广阔天地进行灵活、坚强的作战，予日军以重创，作战逾4个多月，竞无一个整师被歼灭，这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     

从“蓝绿对决”走向两党政治——国亲结盟后台湾本土型两党制形成的可能

今年2月,国亲两党签署了共同声明,连宋两位党首毫不讳言,国亲结盟的目的就在于重整山河,夺回政权,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以此为契机,时经三年多摩擦碰撞的国亲两党,终于从形式上了完成了泛蓝阵营的整合,这也标志着明年台湾“总统大选”的蓝绿对决已成定局。对于“蓝绿对决”的大选态势,现在岛内舆论还多停留在就事论事,对两大阵营胜负预测分析的层面上,并且多数看好泛蓝军的取胜。不可否认,国亲结盟无疑会对绿色阵营的政权保卫战构成巨大威胁,但这一事件本身的寓意却并非仅仅在此,诚如一位台湾学者所言:泛蓝阵营形式上的整合成功仅仅是“创造…     

以武汉“机博会”为契机 营造中部跨国采购中心

2000年9月23日-26日，首届中国武汉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在武汉华中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此后，“机博会”每年举办一届，时间均为每年的9月23日-26日。2004年9月26日，第五届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在武汉落幕。本届“机博会”是将举办多年的武汉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武汉经济贸易洽谈会和中国国际汽车及零部件展览会“三会合一”，同时将跨国采购系列活动作为本届“机博会”的重头戏，     

武汉民俗文化的产业化发展策略初探

武汉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在推进其产业化发展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经验。但通过对户部巷、昙华林、吉庆街、汉口里等民俗文化街区的实地调研,可以发现武汉在推进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方面也还存在较多缺陷。为推进武汉民俗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还需要在形成集群、打造品牌、提升品质、便利群众、提升认同、扩大消费等方面用心经营。     

蒋介石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对外力争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同情与支持,对内积极动员、组织和团结各抗日力量对日抗战,先后督导或指挥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抗战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相持。同时,还为部署其他各项重要抗战工作及安置难民、难童等做出了重要贡献,成功地实行了抗日战争由东部向西部的战略大转移,为谱写这一时期中国抗战的辉煌篇章立下了功劳。     

周恩来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央外交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武汉辛勤工作了10个月,为武汉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政治上,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建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亲自出任国民政府要职,践行两党组织形式的合作,力促国民参政会问世,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而为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合作抗战奠定了基础。在军事上,大力宣传贯彻国共两党保卫大武汉的战略方针,开展军事统战工作,推动两党军队协同作战。在武汉沦陷不可避免时,又顺应变化,配合当局认真做好撤离武汉的各项工作。在宣传文化统一战线上,利用分管第三厅的合法身份,广泛地团结和凝聚无数文化名流,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引导进步媒体,反击反共逆流,宣传和推动合作抗战。     

魅力孝感的发展路径

20年前的4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孝感地区,设立寺级孝感市,同时撤销原县级孝感高,设孝昌县和孝南区。经过20年建设,一个武汉城市圈副中心城市、鄂豫省际区域性中心城市。     

风生水起北部湾——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前景初探

2008年2月2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马飚向媒体正式宣布,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样,继成渝统筹城乡经济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这个地区将建设成为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这一重大利好消息,直接促成了次日沪深两个股市开盘后桂股的独领风骚。     

合法性不足的弱势独裁:论国民党的训政统治

国民党的训政统治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明显的独裁倾向,但由于国民党独裁之心有余而力不足,国民党的训政统治在运行实态上只是弱势独裁,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国民党应对合法性危机的策略是不断开出宪政支票和不断拖延,但这反而使它陷入了更大的困境,即不但使民众对宪政的期望越来越高,使它自身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而且使民众有了公开追求宪政的机会和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