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死刑案件陪审团制度的构建

死刑作为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处罚,它的正确适用关系到人的生命权以及司法的民主.从司法的民主化、被告人权利的保障、裁判的准确适用、裁判公信力的提高可得出我国死刑案件实行陪审团审判的必要性;从陪审团审判的成本承担、文化土壤、制度环境来看,我国死刑案件实行陪审团审判具有可行性;我国死刑案件陪审团审判制度可从陪审员的资格与遵选、陪审团评议和表决、陪审团审结案件的上诉程序等方面进行构建.     

行政裁量滥用及其治理

行政裁量是指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对同一事实要件的处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的权力,但并不包括对该事实要件的评价判断。在当前社会中,行政裁量滥用的类型,大致有目的不适当、考虑不相关因素或不考虑相关因素、显失公正、裁量权的不适当拘束等情形。实践证明,单纯从法律的角度难以根本性地解决行政裁量权滥用的问题,加强行政裁量的正当性,已成为治理裁量权滥用、规范行政裁量的重要机制。     

论中国死刑的限制

死刑作为刑法惩罚的制度历来已久,中国奴隶制五刑中的＂辟＂或＂大辟＂就是死刑,封建制五刑则明确规定了＂死刑＂制度,中国现行的刑法也保留了死刑。死刑作为刑罚的重要制度,其根本的价值追求在于保护人民。死刑的轻缓化甚至是废除死刑乃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大势所趋,但是在中国现阶段,尚不具备废除全部死刑的条件,如何把握好死刑的范围和限度,将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及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     

论法官裁量权的行使原则

法官裁量权问题是司法制度的核心,也是法理学的一项基本研究课题.法官裁量权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也是客观的需要,因此我们应当正视法官裁量权的重要价值.法官在行使裁量权时应遵循法律精神的原则、实现个案公正与普遍公正的平衡原则、兼顾维护法律的确定性与法律的流变性原则、独立自由裁量与内在(自我)约束原则和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裁量的原则.     

我国死刑赦免制度之完善——基于美国行政赦免制度的思考

赦免是以外在于司法制度的方法干预司法的一项制度.我国宪法中规定了特赦制度,美国有行政赦免制度.美国行政赦免制度在限制死刑执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国特赦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借鉴美国行政赦免制度的优点完善我国死刑赦免制度,对于限制死刑实际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裁量:行政人格生成的现实基础

健全的行政人格是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体保证,它生成于行政人员现实的行政裁量行为中.行政裁量行为是公共行政职业化的产物,它以行政人员的专业自主性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对行政裁量采取的是制度性定义,进而对行政人员行政裁量之控制遵循严格的法制主义路径,这一路径背后隐含着"人性恶"的幽暗意识,存在逻辑上不能自洽的缺陷.行政裁量任意之控制的切实路径是在确保规则之必要的前提下,通过道德的制度化和制度的道德化即"德制"的建构,充分激发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特性,促成行政人员健康人格的形成.     

论死刑执行之变更

对于正在怀孕妇女的死刑执行变更的基点,应当做目的性的扩张解释,只要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着怀孕的事实,无论这一事实是否消失、何时消失以及为何消失,就应当停止死刑的执行而变更为其他刑罚。对于执行前发现死刑犯患有精神疾病而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应当暂缓死刑执行,待其康复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下达死刑执行令。而在死缓期间,只要故意犯罪就应变更为死刑,但应当在二年期满后才能执行,从而为死缓犯在剩余期间内的重大立功创造前提。如果在此期间有过失犯罪的,应当对死缓犯在死缓期间的过失犯罪与原先判处的死缓实行并罚,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从后一裁判确定之日起计算。     

论立功

立功是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 新《刑法》和１９９８ 年有关司法解释对其作了新的规定, 因而现有的立功理论已经滞后, 必须及时加以完善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现有的立功概念有三点需要加以改进： 立功的本质是犯罪分子实施符合法律规定的正义、依法作为从宽处罚情节的行为;立功的根据在于符合刑法正义性、有利刑罚目的性、促进司法效率性;立功应作新的分类, 其构成需要在时间要件和确认要件上进一步科学化     

论绝对确定的死刑及其替代措施

1997年刑法典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死刑,即刑法第239条绑架罪和刑法第121条劫持航空器罪。但是,结合刑法第49条对于未成年人和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他们如果犯绝对的死罪,应该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立法上缺乏一个制度上的规定,即死刑的替代和变易措施。因此,如果不废除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必须修改刑法第49条,予以完善。     

在刑事审判中对犯罪人进行心理鉴定的思考

犯罪人犯罪的动机、目的、犯罪时的心理状态、以及犯罪后的态度等犯罪心理,是刑事审判中刑罚裁量时可考虑的酌定情节。对酌定情节的分析和认定直接影响到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准确性,而酌定情节涵盖内容尺度的把握又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因此,十分有必要对犯罪人实施犯罪时的心理(心理态度)进行鉴定,并将鉴定结果作为法官对犯罪进行定罪量刑的依据之一,以提高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