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提高最高法院的权威

提高司法公信力,关键在于提高最高法院的公信力;提高最高法院的公信力,关键在于树立最高法院的权威.建立裁量管辖和强制性先例制度,激活消极司法审查,设立司法首都,巩固事实终身制是提高最高法院权威的有效途径.     

政务处分与行政处罚双罚制的规范建构

针对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政务处分法》创造性地建立了政务处分与行政处罚双罚制度,主要集中于公职人员的道德操守领域。从条文的规范内涵来看,双罚制存在必要性规范和选择性规范两种模式。在具体实施中,首先要确立相应的裁量标准,其次是在程序层面需建立有效的协调规则。从制度的规范化建设而言,监察机关作为实施双罚制的关键力量,首先要形成有目的、有标准的自我约束立场。在此基础上,需从两个维度进行具体建设：一是在实体标准层面建立类别化的认定方法,按不同规范模式建立相应认定规则;二是在程序层面建立双向性的移送规则和工作机制。     

关于死刑存废争论的思考

死刑的存废是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其争论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从权利的规范来考察,死刑存废是根据个人生命权至上还是国家权利至上;从法的渊源来考察,是完全照搬国际法还是从国情实际出发;从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来考察,是根据可能性还是现实性。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悖论与规范理路

实施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助于提高行政主体工作效率,也可能导致行政主体权力寻租。本文认为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要细化行政裁量权力,建立合理合法科学的裁量基准体系,制定相配套的、针对性比较强的管理约束制度,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运行,使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既能够高效率地处理行政事务,又能够避免通过自由裁量进行权力寻租。     

关于完善我国侦查权的几点思考--以死刑复核权的回归为切入点

死刑复核权回归最高司法机关是完善我国死刑适用程序的必要步骤,但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改革举措。制度性地完善现行侦查权以实现对其有效控制,或许是达成预期立法意旨的一个路径。     

自首路上，我遇见天使——黄继伟自白

这是一个洒满阳光的日子,我走进南京监狱。一位副监狱长帮我查明5月30日被送进来的黄继伟,现住在三监区二分监区。沉重的铁门被一道道打开。我终于见到黄继伟。监狱警察递给他一个小板凳,让他坐下谈。     

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权之保障

我国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完善,但实践中死刑复核程序的进步乏善可陈。缺位的法律援助、难以行使的辩护权利、过度适用的远程讯问导致死刑复核很难发挥预期的纠错功能。这些问题的出现根源于行政审批式的裁判方式和效率优先的价值观念。要有效实现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有必要赋予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被告人以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强化对辩护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保障,限制远程讯问的适用范围。     

社会资本对行政裁量的侵袭与规制

法律不完备为社会资本对行政裁量的侵袭预留了空间,而裁量主体在行为过程中的“经济人”取向则是裁量正义难以实现的直接原因.必须利用裁量基准等制度进一步完善行政裁量规则,完善行政机关内部分权以强化对行政裁量的制约,压缩行政裁量的空间,为公务员抵抗社会资本的干扰提供挡箭牌.同时,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和行政伦理建设,降低裁量滥用的激励.     

论金融犯罪刑罚体系的完善

我国刑法在金融犯罪的刑罚体系中设置了除管制以外的所有刑种,与金融犯罪的特点及其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相适应,应废除死刑在金融犯罪中的适用,进一步完善罚金刑并扩充资格刑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     

“欠债偿命”的逻辑悖论与道德困境——从曾成杰、吴英等案谈集资诈骗罪死刑的废除

［摘要］曾成杰、吴英等案所带来的广泛社会探讨与舆论声援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欠债偿命”的判决并不被公众所认可,其不仅与现实之间有所隔裂,于法律本身多有抵牾,在道德上亦无法证成。通过对集资诈骗罪死刑判决逻辑悖论与道德困境的分析,在反思司法功能的基础上,有限度地讨论废除集资诈骗罪死刑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可行性,为集资诈骗罪的刑事审判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