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监候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清代的监候制度是我国古代死刑复核程序发展成熟的标志,它通过设定特定的程序、较长的诉讼时限,来给统治者以审慎决断的机会,限制死刑立即执行制度的适用。监候制度体现的慎刑恤民的思想正契合了我国目前死刑限制理论的要求。死刑复核程序是死刑限制理论的关键,对监候制度的探究借鉴有助于完善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促进死刑限制理论的构建。     

老弱不受刑——论我国死刑适用年龄上限的历史演进

我国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上承我国悠久灿烂的刑事法律传统,外纳西方先进的刑事法律制度,在我国原有死刑适用年龄下限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明确了死刑适用年龄上限.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厘清此规定在我国的发展轨迹.     

疑难案件与依法裁判

疑难案件是一个理论议题，它策动了制度性层面依法裁判、同案同判与个案正义之间构成性义务的竞争。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只有依法裁判才是司法裁判的构成性义务，个案正义是它的另一种表达，同案同判是它的子项。传导至裁判论层面，法外裁判观虽落败，但仍旧能够为依法裁判观提供相当之参考，为司法所倚重的法律论证理论提供助益，由此产生“厚依法裁判观”。     

孙伟铭案死刑判决后赔偿动机与公众安全感的博弈分析——以媒体善意倾向性报道的非正当性为视角

孙伟铭深度醉酒后非法驾车特大交通事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之前、之后、媒体报道和二审中,都存在孙伟铭及亲属、受害人及亲属、媒体和公共安全感等多种因素的博弈.这些博弈过程和结果,表现为孙伟铭及亲属在死刑判决后,受到保命的强力挤压,在短时间里赔偿了受害人100万元.但是,这种刑事死刑判决挤压民事赔偿的过程中,媒体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对于民事赔偿过程中,给孙伟铭被披"好人"、"善人"和"动人"外衣,孙林身上有太多的"善意"、"伟大"或者受人尊重的东西,并不能证明孙伟铭及亲属的被动赔偿,构成孙伟铭刑事案件的"悔罪积极".媒体过度美化孙伟铭及亲属的被动民事赔偿行为,为多方力量博弈中一个重要的不恰当筹码,是极为不适宜的.     

论非法电子数据之排除——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视角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合法性欠缺的电子数据难以被排除，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非法电子数据的排除采取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电子数据很难构成“非法证据”，一般只构成“瑕疵证据”并适用裁量排除。对电子数据的获取，司法解释未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且有以技术手段模糊强制措施的不良倾向，这导致了排除的困难。电子数据不应成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应参照实物证据设置两个层次的证据排除。对于严重违反程序以及侵犯基本权利所获取的电子数据，不允许补正和合理解释，应予以绝对排除；对于违反一般程序和技术规范所获取的瑕疵电子数据，应当适用裁量排除，并分别建立文书审查和技术审查这两种不同的裁量方式。     

预测分析技术背景下的个人信息行政保护新机制建构

我国现行基于知情—同意原则的个人信息保护自我控制范式的“事前”逻辑与个人信息处理预测分析技术的“事后”逻辑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亟需将个人信息保护自我控制范式转换为个人信息社会保护范式。个人信息社会保护范式下的裁量型行政执法表现为彻底的“事后”逻辑，是应对预测分析技术下个人信息处理新模式的最优路径。依据“有效率的行政权”与“有限制的行政权”两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构建效率与公平“两端平衡”的“前端过滤—后端裁量”个人信息保护裁量型行政执法机制，此种新机制的合法性和实践性均可通过实际案例得到充分验证。     

政治问题、政治议题与政治解决方案的选择

在政治和法律相互融合的现代社会，任何一种政治机构对政治议题解决方案的选择，在法律的意义上，都必须看作是一种不合法的界定。这种不合法性的假定为司法对政治议题的干涉，提供了正当性依据。然而，政治议题的多中心性质，使得司法对政治议题的参与必然是有限、视情况而定的，因此，司法对政治议题的干涉，一方面不能是强势意义上的司法审查，而应该表现为对政治议题的解决提供原则性的框架；另一方面，司法对政治议题解决方案的选择，应该在其它政治分支不能、不愿、不想行使自己的权力之时，而且必然是一种充满政治考量因素的原则性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够为司法对于政治议题的干涉，提供一种合法性的支持。